近幾天，圍繞著一個宗教“大師”因強奸罪被判刑，印度社會出現(xiàn)了不小的波瀾。因對判決結果不滿，印度北部地區(qū)，包括哈里亞納邦、旁遮普邦、喜馬恰爾邦出現(xiàn)了騷亂，造成了40人亡、上百人傷的悲劇。面對騷亂，印度不少地方實行宵禁，就連總統(tǒng)、總理、內務部長都接連在社交媒體和傳統(tǒng)媒體上發(fā)聲，譴責暴力、呼吁和平。

在印度，族群仇殺、宗教沖突、政治暴亂屢見不鮮。遠了不說，最近幾年人們就記起西孟加拉邦針對穆斯林的殺戮、在新德里出發(fā)的火車上一伙人對“食牛”者的襲擊，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然而，人們還是難以將暴力頻仍的現(xiàn)實版印度與產生過“非暴力”精神領袖——圣雄甘地的國家拼在一起。不過，暴力與非暴力已經不是人們此刻想找到答案的問題，現(xiàn)在的問題是，為什么圍繞這樣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宗教“大師”的判決，能引發(fā)如此規(guī)模、如此激烈的暴力震蕩。

應當看到，這次騷亂暴露出印度經濟發(fā)展與社會轉型的深層矛盾。自1991年實施經濟自由化以來，印度經濟發(fā)展速度得到了顯著提升，但隨之而來的社會轉型，對于這樣一個社會結構復雜與固化、種姓意識強烈、政治生態(tài)多元的國家，無疑是一輪重要沖擊。印度是一個宗教深植于社會的國家，任何經濟發(fā)展、社會轉型中的問題更容易以一種與宗教相聯(lián)系的方式體現(xiàn)出來。這或許就是為什么一個“大師”能有這么大的社會能量。印度快速的城鎮(zhèn)化帶來巨大的人口移動，就業(yè)過程中希望與失望、欣喜與迷惘相互交織。這些人離開原住地，沒有了原來精神慰藉的環(huán)境，“大師”就成為他們掙扎、不滿與迷失中追尋的偶像與精神寄托。這便是“精神導師”在印度物質化的社會中扮演的社會功能。

有人會問，這位“大師”穿著時尚又不時“炫富”，何以如此讓人著迷、推崇？這涉及到印度主流宗教在當今社會中的角色問題。印度宗教色彩十分濃厚，一些傳統(tǒng)教派強調淡化人的物質欲望，但隨著國家經濟的發(fā)展，人們物質上的訴求正在提升。古爾米特·辛格這樣新生派“大師”，彌補了傳統(tǒng)宗教缺失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在經濟發(fā)展、城市化進程中人們對物質的渴望，對新的“歸屬感”的需要。他不僅提供宗教上的“精神食糧”，也展示物質上的成果，可謂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神的信使”、演員、導演、公益人士、坐擁香車別墅的千萬富翁。如此“大師”，絕非印度傳統(tǒng)宗教領袖能夠相提并論的。

印度《憲法》規(guī)定，印度是一個世俗國家，宗教與政治分離。然而，宗教一直是其政治生態(tài)中不可忽視的因素。不光原來曾經風光無限的國大黨需要利用人們的宗教情結贏得選舉，現(xiàn)在單獨執(zhí)政的印度人民黨也是印度教教派色彩極其濃厚的政黨。辛格得以坐擁千萬人的擁戴，與選舉政治不無關系。他曾幫助國大黨贏得了不少選票，而這次莫迪所屬的印度國大黨贏得大選也得到這位“大師”的鼎力支持。不少分析家都把他視為選舉政治中的“票倉”。雖然他在2007年就受到檢察部門的指控，但他的案子直至今日才有結果，顯然與政治脫不了干系。

就目前來看，雖然對這位“大師”的判決結果引發(fā)了印度社會的動蕩，但這距離政治動蕩還有一定距離。動蕩的漣漪到底要波及到什么層面也有待觀察。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