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話語權的建設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時空再造過程。全球傳媒價值定位變遷決定了當今談論國際話語權的輿論環(huán)境，話語生產方式的變遷奠定了當今新知識生產的方向，社交媒體傳播方式解凍了傳統媒體鍛造的文化認知，話語概念邊界變遷決定了我們理解和建設話語權的角度。當今世界，全球和本土話語權的博弈和建設進入了一種全日制、全流域、全方位深度博弈和重構軌道。由此來看，顛覆傳統媒體時代的知識權威性和話語權模式，逐步廢用“西方”這個概念，是關于未來話語權建設的思考及方向的重中之重。

【關鍵詞】國際話語權 中國智慧 國家實力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放眼世界，強國無不注重國際話語權建構。在新形勢下，國際話語權建設已經演變成為涉及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的戰(zhàn)略性課題。2009年，我國首次明確指出增強國際傳播能力、打造國際一流媒體是中國媒體今后的發(fā)展方向。開啟全面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規(guī)劃，中國因應全球地緣政治和國際格局的調整，保持高度的戰(zhàn)略定力，深入推進國際話語權建設規(guī)劃，可謂成果斐然，“話語權建設與傳播”和傳播領域的深層次耦合效果也愈發(fā)明顯。

從附從到主導：全球傳媒價值定位變遷決定了我們今天談論國際話語權的輿論環(huán)境

美國著名傳播學者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以三種隱喻來認識媒介的價值定位：媒介是管道、語言、環(huán)境?！度騻鞑ド鷳B(tài)藍皮書：全球傳播生態(tài)發(fā)展報告(2020)》提出，從宏觀上看，5G對全球傳播生態(tài)的顛覆與重塑也將體現在這三個層面，而它對媒體融合深度和廣度的不斷拓寬、延展，推動傳媒由“政治的延伸和經濟的副產品”向相對主導社會環(huán)境的重要組成構件轉型，這一點尤為值得重視。其根本意義就在于，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基于廣播和電視技術發(fā)展催生的傳播學，在信息傳播基礎結構發(fā)生深度革命以后，已經幾乎全面重構了全球輿論生態(tài)，重構了政治生態(tài)，進而重構了話語權輿論環(huán)境。這就意味著，對于各級管理者，如何超越傳統媒體管理思路，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上的重要講話精神，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

首先，5G技術構建起“萬物皆媒”的內容生態(tài)，在渠道層面催生出新的媒介形態(tài)，超越甚至覆蓋傳統媒體的話語生成主體格局。如果說，4G是將新媒體推向前臺、藉由新傳播技術實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那么5G則是進一步將媒介屬性延伸到“物”，使各種“物”匯入新的公共信息傳播者序列。與此同時，隨著平面媒體立體化、二維信息多維化，5G通過重新定義終端而重新定義內容（包括內容本身、內容呈現方式、內容結構），重新定義媒體和傳播生態(tài)，進而定義話語權的落地。

其次，5G以其連接能力構建起“萬物互聯”的關系生態(tài)，打造全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和傳播關系，推動國際話語權內容結構的深度革命。5G將借助其高速率、大容量、低功耗、低時延等特點，實現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有效連接。由于物成為新的傳播主體，人與物之間的互動也會在更新形式后更為頻繁：一方面，物作為新的信息感知渠道，將進一步對接人的深度需求，實現高度數據化、精準化、智能化的信息提供，比如人機協同情報分析系統的研發(fā)、沖突語境多方態(tài)勢趨勢分析的可視化呈現等；另一方面，人產生的大量用戶數據，也將被機器更好地抓取和應用于內容生產，形成良性循環(huán)。這樣的新型傳播關系，極大地拓展了傳統意義上的話語權生成空間，陡然間釋放出的傳播內容數量和修辭范式更新，是生態(tài)級的革命，亟需改變工作思路，增強數據思維和人才培養(yǎng)，思考國際話語權的結構重組創(chuàng)新。

最后，5G將以其融合能力構建起“萬物互融”的媒介生態(tài)，形塑新的媒介環(huán)境，推動全球話語生產環(huán)境的全面更新。媒體融合發(fā)展至今，已基本實現了媒介形態(tài)、媒體業(yè)務、傳播渠道、傳播內容等的初步融合。5G的演進和應用是媒體融合未來發(fā)展面臨的技術環(huán)境，也是媒體融合全面、深入發(fā)展的關鍵技術推力，它與媒體融合有著一致的目標。全時空傳播、全現實傳播、全連接傳播、全媒體傳播，被認為是5G時代即將為人類傳播帶來的顛覆性變化。“萬物皆媒”“萬物互聯”只是5G所實現的初級形態(tài)，而“萬物互融”才是5G時代媒體融合的終極目標。屆時，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將會融合，計算與通信、媒體與技術、人與技術合二為一，傳受主體、傳播內容、傳播環(huán)境相融合，媒體融合將會向真正的社會融合演進——換句話說，話語權的建構將是全天候、全方位、無死角的。

從觀念到生態(tài)：話語生產方式的變遷奠定了當今新知識生產的方向

從產業(yè)的角度來說，話語權的變遷還體現在從傳統意義上的知識、觀念性話語到媒介話語，再到現在文化話語的變遷。這其中的決定力量來自信息和信息資源在社會生產領域中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

第一，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文明開始于知識的生產，知識的生產奠定了歷史話語基礎格局。知識的生產對應于一定的文明狀態(tài)，在該文明發(fā)展階段上，人類運用自己的語言和言語，闡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我關系的話語總體。最初是一些大師有關世界、人生的根本思想，成為后來知識生產的起點；緊接著是經典闡釋時代，通過闡釋經典進行知識的生產。工業(yè)革命帶來生產、擴張發(fā)展的同時，人們對世界和社會、自然的認識也逐漸拓展和深化，知識的生產從經典中脫離出來，開始面對現實的社會和自然、人生來進行。于是，出現在人類面前的，就是工業(yè)革命帶來的對知識生產方式方法和思想的徹底顛覆。當今尤其需要重視的是，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逐步擺脫靜態(tài)模式，開始進行“運動戰(zhàn)”“麻雀戰(zhàn)”，與媒體提供的信息混合在一起，顛覆傳統媒體時代的知識權威性和話語權模式。

第二，殖民主義扭曲了知識的生產，觀念的生產逐步修正和重組知識話語框架。殖民主義打破了本土文化知識生產的自然鏈條，在將他者優(yōu)秀文化成果引入本土的同時，也試圖以一種非人性的方式“楔入”“篡改”甚至“奴役”本土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其最終結果是，在破壞全球知識生產多樣性的同時，也以壟斷性的知識生產扭曲了知識生產的軌跡和方式，造成整體性的文化知識生產過程的扭曲和變形。

第三，后工業(yè)時代資本權力的膨脹，體現在文化的產業(yè)化發(fā)展上，進一步扭曲了作為知識生產過程和載體的文化生產本性。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其實質是將作為非物質生產的知識生產納入物質生產的軌道，在工業(yè)文明的生產線上成為工業(yè)生產的附庸；文化產業(yè)中傳媒產業(yè)的壟斷式發(fā)展，更是在工業(yè)化理論的影響下，將文化生產的道理淡化、虛化。自我最初的角色定位與發(fā)達的傳播技術耦合的結果是，大眾傳媒業(yè)開始堂而皇之地介入知識生產領域，以信息的提供混淆知識的生產，以信息的生產制約知識的生產，最終以媒介的話語霸權取代知識生產的權威。

第四，當世界進入新知識經濟時代，誰占據了主流文化，誰就是國際話語權力斗爭的贏家。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提出，在支撐權力的支柱（暴力、財富與知識）之中，知識產生高質量的權力。由此，以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作為衡量國家實力主要指標的作用會淡化，藉由知識實現對話語權的控制是當今世界權力爭奪的焦點。確實，在冷戰(zhàn)結束以后，伴隨著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步伐，知識經濟的逐漸成形正日益改變著國與國之間的權力分配關系和格局。掌握知識經濟的核心，即信息的生產和傳播，將會對國家及國際社會的局勢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于是，知識和文化領域成為國家行為體之間為維護本國主權而開辟的一個新較量場所，其激烈程度與日俱增。

第五，世界進入新媒體時代，知識生產生態(tài)發(fā)生劇變。人類文化在走過了自我繁衍變遷的自然歷程之后，地理大發(fā)現以及隨后的殖民主義徹底改變了文化的生態(tài)，文化和資本的媾和則再一次重組文化生成和發(fā)展的基因，以“沖突”為核心詞共同構成了16世紀到20世紀乃至21世紀初的世界文化發(fā)展基調?；仡櫲祟愔R生產演進歷程，我們也發(fā)現，媒體/媒介在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文化的產業(yè)化以及部分隸屬于這個進程的大眾傳媒制造的媒介化生存，在地球的各個角落發(fā)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又將重新“導演”各種文明演進的歷程，開啟新一輪的文化變遷。

從鐵幕到水幕：社交媒體傳播方式解凍傳統媒體鍛造的文化認知

從傳播視角看，社會信息的流動同時包含兩個系統的運作，一方面是信息的傳遞，另一方面是信息意義的解讀，也就是蘊含在信息之中、超越信息傳遞之上的“意義”生產系統和機制。進一步闡釋這種關系，社會信息的流動同時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信息在不同渠道、人群、平臺上的物理性傳遞；另外一個是信息在這個過程中的精神性的、符號化生命，即意義如何在主體和客體中被編碼、解碼的過程。兩個過程從話語視角可“操作”的灰色地帶，即觀念被包裝成知識或者信息進入傳播流程，生產出可預期的價值觀和行為，進而形成真實的、硬性的“話語權”。

第一，傳統媒體的充分產業(yè)化全面操盤了信息傳遞和意義生產過程。傳播從單純的信息傳遞手段和過程，成為一種內嵌價值觀的解決問題的平臺和手段，在某些方面不僅超越了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的邏輯、思路和效果，而且還發(fā)揮了主導性作用。面對日新月異的新興傳播技術，文化生態(tài)發(fā)生了重大改變，文化從各自文明區(qū)域獨立養(yǎng)成、各自保留文化傳統基礎上的交流分享，發(fā)展到傳統流失、傳統文化碎片化和被多主體無限次改編，文化的息壤從文學、社會文本遷移到傳播性文本；文化由以往可以傳承、可以鞏固和記憶、相對穩(wěn)定、成形的領域和觀念、習慣，被打碎、揉爛，與多元化外來信息并置、再生、變遷。美國充分利用傳統媒體的文化傳播功能，在其國內推進文化相對化戰(zhàn)略，把來自中國、傳統歐洲國家以及伊斯蘭等文化群體的絕對性的文化主體相對化、產業(yè)化，顛覆民族中心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逐步架構美國中心主義。在這個過程中，跨文化傳播成為解決美國國內種族沖突、化解全球文化沖突、建構美國全球文化話語權的重要渠道，并且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知識生產配合傳統媒體打造了特定群體對其他群體相對凝固性的認知鐵幕。在強大的傳統媒體持續(xù)性的傳播作用下，針對他者的文化認知，通過話語、利益和權力的深度歷史性媾和，從看得見的權力（軍事、經濟和政治等）逐步朝向看不見的權力（話語權、輿論、軟實力）全面共謀，對全球進行話語性重構。由此，非西方的、邊緣人和邊緣文化似乎“被患上”了文化漸凍癥——任何的發(fā)展成效似乎都是來自外部所給予的“好處”，而任何的失?。刻?ldquo;被報道”的失敗）都運用傳播歸因法，驗證著本體的先天性缺陷，并“友好”地、“善意”地被推薦著發(fā)展的道路。對此，學術上已經用“戲仿”和有意識誤讀等策略對這樣的認知策略戰(zhàn)作出話語上的反沖鋒。后殖民理論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霍米·巴巴認為，在一些語境中，模擬可以稱之為被殖民者的一種抵抗策略，是一種文化反話語策略。

第三，社交媒體有潛力逐步解凍被傳統媒體凍結的文化認知，國際傳播正背對著知識的“凍土帶”邁向信息的“沼澤區(qū)”，至于何時上岸找到“青草地”，即便悲觀也還需要前行的勇氣繼續(xù)研判。理論上所說的文化群體之間的“刻板印象”表象背后，是文化認知的相對凝固；最難攻克的不是國際“邊緣人”群體，他們患上的文化漸凍癥是值得同情的?；跀底旨夹g的互聯網和物聯網，貌似有潛力讓橫亙在受眾和傳播者之間的輿論鐵幕逐步瓦解，讓知識的生產和傳播在互聯網上重新獲得一些生機——即便依然是有隔膜的“水幕”，但終究孕育了星點希望。

從軟體到硬核：話語概念邊界變遷決定了我們用什么樣的角度理解和建設話語權

對話語權概念的界定需要從狹義轉向廣義。話語權假設的狹義和廣義之分，從某種程度上決定著話語權建設的重點和方向。狹義一般指在英文媒體和英語世界中，中國聲音的聲量和中國形象的曝光度以及角度問題。廣義的話語權，就不局限于英文，還包括在世界性的重大事件中，中國觀點、中國立場在世界各個語種和地區(qū)的曝光度和傳播視角問題；不局限于媒體，還包括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國際性議題中的話語分量；不局限于當下，話語權的界定是一個長時間段的概念，與當下的發(fā)聲有關，但更聚集于國家和國民權益在長時段的狀態(tài)，聚焦于與中國大國地位相匹配的世界問題的中國主張、中國智慧的影響力問題；也不局限于國家層面，國際傳播是朝向文化邊界的跨越，其操作者和落腳點都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因此，話語權的權益意識覺醒究竟是國家主體性覺醒基礎上文化定義的權益意識覺醒，進而是國民個體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意識的覺醒這樣一個序列，還是需要在國際傳播領域反向操作？這樣的思維順序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話語權建設的重點和難點，而且兩個順序都關涉?zhèn)€體的文化意識的覺醒，一個是終點，一個是起點，都應該是話語權建設理想目標的標配。

深入研究話語運動規(guī)律，需要在戰(zhàn)略傳播視野下思考傳播領域的修辭重構，實現話語權的建設。法國當代思想家?？抡J為，某種話語即是對社會知識的穩(wěn)定限定（strongly bounded）的領域，是使這個世界得以為人所知的系統性闡述。其關鍵特征是，世界并非是簡單地“在那兒”被“說”著的世界，而是通過話語本身世界才得以存在。?？玛P于話語的論述，把話語從語言學的運用層面引申到文化層面。同時，這種文化層面上所探討的話語，通過?？碌恼撌?，也擺脫了簡單的文化表達和言說的層面，進入到文化深層的實質——話語作為世界得以存在的客觀要件，以及社會存在、社會意識生產的符號體系。也就是說，話語是將言語、語言藉由各種傳播平臺進行修辭后，與“權力”和“關系”結合后的綜合性產物，是“思維的模式”的打造，話語本身就是新的生產力。這就意味著如何戰(zhàn)略性地運用言語、文字、語言和媒介進行修辭重構，是走向話語權重構的必經之路。如果說語言是人類社會文化的一種財富，那么修辭運動則是組合為整體財富的不同元素或“磚”，從而為不同的人或組織所利用，實現其或草房或高樓的建筑理想。

對話語權的認知需要轉型，從軟實力視野轉變?yōu)橛矊嵙φJ定。20世紀30年代，意大利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提出“文化領導權”（Hegemony，又譯“文化霸權”），對政黨政治運作過程與傳播關系的互動實質作出分析。時間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美籍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出版的《東方學》《文化與帝國主義》以及《報道伊斯蘭》等，開啟了對近三百年“西方”殖民主義的文化反思。幾乎與后殖民理論同步的是，自20世紀70年代初從北歐芬蘭開啟的有關世界傳媒新秩序的辯論和斗爭，融合了歷史和當代話語權的爭奪，聚焦到了傳媒和傳播領域。在互聯網誕生后，國內傳媒和政治傳播無限漫出國家和地區(qū)的邊界進行全球傳播之后，這些“文化領導權”“后殖民批判”以及“世界傳媒新秩序”思潮附著在物理意義上的社會運作過程，都還被視為是一種“軟實力”建設的范疇，更多還是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軟性反撥。但是，互聯網、物聯網以及基于5G等信息傳播基礎結構的革命，將傳播的影響力無限放大，傳統媒體建構的世界傳媒秩序和國際傳播格局，在全球范圍內已經由軟變硬，變成硬實力，國家形象、文化領導權等與國家利益直接掛鉤。因此，話語權的爭奪，如今已經無法僅限于用軟實力的視角來看待和處置了。

從此不再用“西方”：關于未來話語權建設的思考及方向

“美國”從來不是也不等同于“世界”。世界范圍的國際傳播起于戰(zhàn)爭，終于民用；中國的國際傳播還有一個特點，起于特定國家，終于“世界”。美國之音發(fā)端于1942年2月24日，首開了以德軍為對象的德語廣播；中國人民對外廣播創(chuàng)始于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首開了以侵華日軍為對象的日語廣播；創(chuàng)刊初期的外文局英文期刊以及《中國日報》英文版，都曾把對美傳播、英語傳播假設為世界；從2009年實施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工程開始，中國的國際傳播似乎才逐步直面全球。這樣的認知變遷過程當下可能在全球都在進行著。

“西方”無論是從概念還是實體來說，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內在硬實、邊緣光滑的固體。近三百年來，以權力為核心形成兩組、兩類國際文化關系：一方面權力與文化媾和形成“文化西方”，另一方面權力與知識媾和形成“話語西方”。從表面來看，“西方”這個詞語被重復使用的過程本身，就是不斷強化這樣一個固體的存在假設；同時，也是在不斷將一些原本模糊，或者不甚光滑的邊緣打磨成相對凝固的認知邊界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多有“去西方化”的論述，但似乎都還是有所保留。也就是說，學者的“去西方化”更多呈現出一種政治態(tài)度或者口號，并沒有落實到學術話語實踐中。現在，是否是時候提出“從此不再用‘西方’這個名詞”？因為，“不破不立”的思維指導下，鼓勵中國學術界努力探索從思想上為“文化西方”去魅，在“英美”或者是盎格魯-撒克遜英語文明的深度殖民被破除之前，先把這個橫亙在中外學術思想交流中間的“占位病變”——東方-西方二元對立“話語西方”審慎包裹和處理，似乎到時候了。

從德國沖破英法殖民時期建立的文明-野蠻的世界文化秩序，到二戰(zhàn)后法國力圖重新獲得世界的定義權而提出的話語批判性理論工具，都起到了彼時的思想引領作用。復雜的國際局勢使得以中國為代表的被“西方”東方化了的“東方”，與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被西方化了的“西方”，彼此文明層面的交流和文化傳播面臨巨大挑戰(zhàn)?？缥幕瘋鞑ヒ曇跋碌?ldquo;西方”是個文化意義上的西方，是“文化西方”，或者說是具有文化參照意義上的西方，而非僅地理、國家疆域意義上的西方。東西方的劃分從起初本質乃是一種文化優(yōu)劣、高下的劃分。而由啟蒙時代英法為核心的西方到如今以美國為代表的泛西方，則是權力作用下的借助于傳播而生成的知識及知識散播造就的“歷史西方”的還魂和在此思想基礎上美國話語霸權體系的重構。“西方”概念借助G7以及衍生出來的國家聯盟在不斷自我認定，和那些被指認為東方的“東方”不斷使用“西方”話語的過程中，強化著這種霸權身份，并借助于媒介和平臺的跨文化傳播使之得以不斷鞏固。如此，從我們的話語中逐步祛除“西方”這個概念，是從根本上解構跨文化傳播全球序列中，內在文化話語權力所賴以存在的土壤的路徑之一。

話語權的建設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時空再造過程。在新興信息傳播技術下，大量、即時的外來信息不斷侵蝕本土信息，是信息的傾銷，也是文化的傾銷。同時，在虛擬空間中大家似乎都在一個平面上相互擁擠，原本時空分散的主體和事件遽然并置在一起，創(chuàng)造了某種新時間邏輯，消弭了本來依賴時間積累和墊高的主體信用，進而改變了主體對歷史和當下、我者和他者、本土與世界的認知邊界；更重要的是，帶節(jié)奏的訊息傳遞進而更改主體的感知覺，觀點驚人的趨同性和一致性發(fā)生概率攀升，網絡中的語言暴力形成新的極端主義，嘯聚一隅，修訂了話語生態(tài)和話語權的功效；外來的時間形態(tài)內置了對應的傳播內容覆蓋本土的空間，直接和間接傳播邊界的消失進而左右了受眾對真實的認知，在新興信息傳播技術推動下，全球和本土話語權的博弈和建設進入了一種全日制、全流域、全方位深度博弈和重構軌道。這些話語權的生態(tài)變遷，看到了，想到了，有能力，就可以做了。做了，就有未來。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關項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聞與傳播業(yè)歷史與現狀研究”（項目編號：17JZD042）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高國菲、呂樂平：《“邊緣人”再出發(fā)：理論重構及其與傳播學的對話》，《國際新聞界》，2021年第2期。

②姜飛、彭錦、田園：《2019年全球傳播生態(tài)發(fā)展報告》，見高偉、姜飛主編：《全球傳播生態(tài)藍皮書：全球傳播生態(tài)發(fā)展報告（202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③Ashcroft, B., Griffiths, Gareth., and Tiffin, H. (1999).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④[美]約瑟夫·奈著，吳曉輝、錢程譯，《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⑤呂冬青：《人的媒介化存在——梅羅維茨媒介思想史研究》，山東大學2018年博士學位論文。原文引自：Meyrowitz,J.Images of media: hidden ferment and harmony in the field. Jon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3),55-56.

⑥苗穎：《“混雜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語境中的植入及內涵衍變》，《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⑦姜飛：《國際政治的傳播與國際傳播的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3月22日。

責編/賈娜 美編/陳琳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chuàng)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