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滿懷信心又充滿困惑地站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路口，親歷著數字技術快速發(fā)展帶來的全球化“地球村”，見證著想象共同體宏大敘事的紛紛消散，國與國、地區(qū)與地區(qū)間合作伴隨著誤解，交流充斥著偏見，人們急切地想要了解他者而又憂思重重。此景凸顯了我國長期以來奉行的規(guī)范國際關系與交流合作中強調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要素動態(tài)調適與平衡的意義。這五項原則的動態(tài)調適與平衡在具體而微的交流與對話中得以交鋒、沖突與實現，這也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過程民主”思維框架下提出全過程“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在當下變得愈發(fā)迫切與緊要，社會團結正在傳媒學者麥克盧漢提出的“重新部落化”中不斷綿延伸展，交流對話中的矛盾與沖突直指人心，語言承載著傳播主體的“姿態(tài)”，媒介敘事中的微小敘事成為交流與對話的基礎，在對雙方差異化的相互尊重中，感覺、情感、認知等傳播在關系解構與重構中的價值與意義越發(fā)顯現，對外傳播在矛盾沖突中加深的是交流的廣度與深度，更需要在更復雜、更難以理解的場景中增進相互的包容與理解。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將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等要素納入全生命周期的實現過程

在古希臘，“命運”一詞被認為是一種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這種力量既外在于現實世界但也決定了現實世界。對于這神秘力量的探討始終貫穿著古典哲學的幾乎全部經典作品。從柏拉圖的“守護神”到柏格森、懷特海強調的“生命意向性”“創(chuàng)造的沖動”等，都指向“命運”這一琢磨不定的神秘存在。叔本華在其《論命運》中也說：“所有上面這些稱謂和說法，都是對我們正在考察的問題借助寓言、形象表達出來的看法，總的說來，除非運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否則，我們無法理解最深刻、最隱秘的真理。”人類把許多偶然性的事情都歸于“命運”，正是在先哲思想的引領下，事物發(fā)展的偶然性在命運的時空綿延中有了生命生生不息的必然性理據。

中國古代哲學中關于“命運”的討論，大多是通過“天人合一”表達出來的。北宋呂蒙正曾在《命運賦》里指出，“人道我貴，非我之能也，此乃時也、運也、命也”。命運在中國哲學中既指先天所賦的本性，又指人生各階段的窮通變化，“命”是與生俱來，但“運”則是隨著時空轉換而有所不同。

“共同體”一詞與“命運”一樣，同樣古老，而對“共同體”的追求與向往也深深地鐫刻在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每一階段中。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們對善的共同追求使人們獲得了相應的利益，而國家本身是一個具有道德性的共同體，是“必要之善”。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將共同體從社會的概念中分離出來，用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礎上，緊密聯(lián)系、具有排他性的社會聯(lián)系或共同生活方式。在他看來，“共同體”主要是以血緣、感情和倫理團結為紐帶自然生長起來的。齊格蒙特·鮑曼也總結了共同體的特點。他認為，首先，共同體是一個“溫馨”的地方，它就像是一個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風避雨；它又像是一個壁爐，在嚴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們的手。其次，在共同體中，我們能夠互相依靠對方。但“令人遺憾的是，‘共同體’意味著的并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lián)碛械氖澜?rdquo;。從以上對命運和共同體的闡述中，我們知道命運共同體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人類始終在追求著的溫馨之所。

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長寧區(qū)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qū)治理和服務情況時強調，“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全過程”意味著多維度、全要素同時動態(tài)推進與生成，而不偏向單一維度、單一要素。這要求我們在構建命運共同體時，需要涵蓋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等全生命周期的實現過程。在全過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不同國家、地區(qū)會以自身的歷史、語言、文化、形象、形式、形態(tài)等呈現出來，在交流對話中應以行動的達成取代空洞的口號，以具深的人心抵抗無處不在的風險，以全過程抵達共在與共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人心與共識”對抗“時—空”分離中的脫域風險，不斷提升自我認知與行動能力

隨著數字化技術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聯(lián)系和交往的紐帶突破了傳統(tǒng)的血緣和地域，多樣化的聯(lián)結使得“地球村”日益成為現實。面對此景，人類似乎又可以再次出發(fā)，探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道路。安東尼·吉登斯提出“脫域的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現代性的一個特點是遠距離發(fā)生的事件和行為不斷影響我們的生活，這種影響正日益加劇。這就是我所說的脫域，即從生活形式內‘抽出’，通過時空重組，并重構其原來的情境”。當前，在技術與媒介的雙重作用下，“時—空”愈加分離，長久以來所形成的社會生活與組織模式都產生了劇烈的變革，不知不覺中解構與重構著人們的觀念、思維，并由此帶來社會關系以及組織、法律制度的變遷。

吉登斯將“時—空”分離作為現代性發(fā)展的動力機制之一，其關懷依然是社會生活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時間與空間的分離，導致在場與不在場邊界的消失，從傳播學角度而言，傳播系統(tǒng)由傾向封閉走向多元開放，傳者與受者的角色也可轉化與互換。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發(fā)展，“時—空”分離中的脫域愈來愈與解域、結域和再解域連接在一起，具體場域在新媒介賦權下處于不斷脫域、結域與解域的系統(tǒng)結構中，最為重要的是打破傳統(tǒng)的權力結構，直接或間接挑戰(zhàn)著象征標志與專家系統(tǒng)，信任越來越建構在人心之上。

建構在“人心與共識”上的信任成為風險社會的安全閥。信任的達成，更多需要個體間不斷地溝通與對話，在每一次交往實踐中，實現有效傳播。傳統(tǒng)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是外部風險，但隨著后工業(yè)社會的到來，“人化的風險”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風險，人為的不確定性帶來一系列的風險、危險和副作用，需要人們建立起“雙向合作風險治理模式”。一方面，在政府、企業(yè)、媒體、社區(qū)和非贏利組織之間構建共同合作治理風險的網絡聯(lián)系和信任關系，建立起資源、信息交流與互補的內部平臺；另一方面，風險的全球化也呼吁各國政府突破國界，構筑共同治理風險的國際網絡和國際間的信任機制，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fā)生的全球性風險。

風險預示著一個尚未發(fā)生、需要避免的未來。人的力量在風險社會中日益凸顯，個體成為應對風險社會的安全性策略之一。中國的國家形象和中國企業(yè)在外發(fā)展的輿論環(huán)境是由每一個中國公民在外的形象、語言和行動共同組成，也是在具體溝通交流中不斷生成的。這既提醒中國在外公民要尊重和理解當地的文化、傳統(tǒng)和身份認同，主動溝通交流，在了解與理解中實現有機團結；也提醒在外的以企業(yè)為主的不同的組織在重視資本、資源、人力等看得見的要素同時，關注貧富差距、利益分配、宗教文化等看不見因素的影響，重視當地民眾的參與感和滿足感，降低溝通風險，為中國在外發(fā)展提供良好的民間環(huán)境，將信任的達成真正落實到“人心與共識”上。共同抵抗風險，筑牢團結的基石，從脫域走向結域，以開放的心態(tài)應對各種變化，在理解和接受各種結域的同時，不斷提升自我的認知與行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