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基層干部應付理論學習，陷入事務主義

自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干部隊伍知識化、專業(yè)化方針以來，對經濟、政治等社會科學理論知識的掌握也納入各級干部理論學習的范疇。各級黨組織在干部的政治理論和專業(yè)理論學習上投入了大量資源。這些年，筆者經常參與基層干部的各種理論培訓工作。應該說，絕大多數的基層干部非常珍惜這些學習機會，將各種問題帶到課堂上來，也能夠將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上去。但也有些基層干部說：“你們這些專家學者講的是大道理，而我們這些做基層工作的，要解決的是具體問題，知道或不知道這些大道理都和實際工作關系不大。”因此，有些基層干部將理論學習作為一種需要應付的差事，不能學以致用，陷入了應付各種檢查和考核的事務主義。

這種事務主義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工作中缺乏競爭優(yōu)先意識和創(chuàng)新精神，精力主要放在事務性工作上，寧愿采取舊方法進行技術性的修修補補，也不敢創(chuàng)新思路，采取新辦法解決實際問題。比如，依法行政已經提出數年，個別基層干部依然沒有尊重和保障權利的法治意識，遇到問題不是訴諸司法裁判，不是走正當程序，而是采取原有的軟磨硬泡，利用親友關系施壓的辦法，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這種因循守舊的工作思路，源于對社會快速發(fā)展變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無知，自身盲目自大，不愿接受新理念。還有一種不敢創(chuàng)新是源于對創(chuàng)新帶來的風險的恐懼，當前基層治理環(huán)境的客觀條件是原因之一。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干部的管理中更加強調要嚴格組織紀律，加強了對各級干部尤其是基層干部的問責，有的采取追溯性問責的辦法。這就導致個別地方政治生態(tài)中，“不出事邏輯”和“甩鍋心態(tài)”盛行。在問責環(huán)境和信訪的雙重壓力下，辦事就要使用資源，使用資源可能就會面臨審計的風險；解決問題又容易觸動特定群體的利益，而觸動群體利益若引發(fā)上訪等，地方官員則面臨維穩(wěn)問責，甚至陷入被動局面。因此，個別干部認為辦事容易出事，碌碌無為反而求得平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成為當前一些干部尤其是基層干部的心態(tài)：循規(guī)蹈矩的事務不會出錯，創(chuàng)新突破矛盾則有很高的風險。

在一定程度上，基層干部是被動陷入事務主義的

應該說，基層工作事務主義現象的產生，有著現實的客觀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基層干部陷入事務主義，并不是主動而是被動的?；鶎痈刹筷犖楸旧韺κ聞罩髁x也是抵觸的。問題是，當前基層工作中程序化要求較為繁瑣，容易帶來形式主義和文牘主義。具體來說，不僅在城市基層治理中要按照精細化的要求，各個方面都要建檔、制作臺賬、信息數據錄入、實時監(jiān)測。而且在農村治理中，依然要求填寫各種繁瑣的表格，規(guī)范化行政演變成了程序化行政。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調研中，一個突出現象是基層針對扶貧的繁瑣考核，陷入了文牘主義。

同時，部分地區(qū)對基層工作考核存在嚴苛化問題。審計、督查和檢查過于頻繁，事權的下沉變成了職能部門“甩鍋”給基層，基層干部幾乎經常加班應付各個部門的大考核、小檢查和各項匯報。原本為了保障資金使用高效規(guī)范的審計，異化成了挑事型審計、避責型審計，有的審計部門為了自身不被問責，在原本僵化的財政資金使用規(guī)則上繼續(xù)加碼，提出大量形式主義甚至不切實際的報銷手續(xù)要求，這些都令基層財政資源的使用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環(huán)節(jié)。筆者在調研中發(fā)現，某直轄市區(qū)一級政府規(guī)定，任何項目只要財政資金使用超過五萬元就必須上會。實際上，五萬元資金對區(qū)級政府城市治理來說，只是一項常規(guī)支出，區(qū)里幾乎所有的項目都超過了這個數，于是只能天天拉人開會表決。下級政府跟著學，而且要加碼，鄉(xiāng)鎮(zhèn)和街道為了體現嚴格遵照區(qū)政府規(guī)定，就規(guī)定三萬元必須上會，結果是下級政府也陷入成天拉人開會湊數的泥潭?；鶎痈刹棵鎸@種現實也很無奈，如果不考慮實際障礙和現實環(huán)境，單純進行理論教育和思想教育工作，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可能引起干部隊伍的不滿。

基層干部事務主義心態(tài)的生成與現實政治生態(tài)有較大關系

一些基層干部在主觀上不重視理論，甚至認為基礎理論沒什么用，同時，還被當前社會上追名逐利的風氣迷昏了頭腦，重視眼前利益忽視從政初心，從而陷入了事務主義。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政治信仰動搖，認為理論學習是無用之物，學習理論不如多喝酒、多“走動”。但是，這種心態(tài)上的失望，部分源自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在現實政治生態(tài)中，干部的選拔晉升，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關系硬比素質硬更重要。針對我國干部的實證研究，也一再揭示了這樣一種不健康的現象，即基層政治中關系最重要，關系在干部晉升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很多有能力、有擔當的實干干部，因為關系不到位，而難以提拔，甚至民間順口溜中有“埋頭苦干等提拔是新十大傻之一”的說法。還有個別領導干部道貌岸然，公開場合講話充滿理想，慷慨激昂，私底下卻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甚至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等。這樣的風氣之下，想要做到基本的實事求是，認真面對問題都很難，樹立遠大理想、堅定信仰就更艱巨了。

在對干部提出要求時，一個基本的立場就是認識到各級干部都有趨利避害的理性判斷本能，個體的行為總是深受其所處的環(huán)境和群體的影響。拋開現實政治生態(tài)的不健康，忽視現實政治環(huán)境中事務的重壓和制度上對干部創(chuàng)新的抑制，單純從道德上強調要求各級干部加強理論學習意識、提升理論水平、樹立創(chuàng)新意識，是收不到實效的。如果繼續(xù)堅持理論學習的老路子，即加大學習量，甚至為了政治學習大量占用本職工作時間，對學習質量的監(jiān)督也是采取審查、做作業(yè)等硬性壓力辦法，干部理論學習是難以入腦入心的。

由此可見，要解決基層理論學習的虛化問題，首先，需要將大道理講透講實。這要求理論工作者加強基層調查研究，發(fā)現基層工作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事實上，那些脫離實際的理論，充斥著各種假大空的語言，沒有實際的知識含量和教育內容，既無法指導實踐工作，也無法給人以認知水平的提升。其次，需要從政治生態(tài)、治理環(huán)境和干部管理體制等客觀方面入手，排除現實障礙，要將他們從事務主義的泥潭里解脫出來。最后，還需要解決基層干部自身的學習態(tài)度問題。要讓我們的基層干部清楚地認識到，在高科技快速發(fā)展的網絡時代，大量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出現，更需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和新知識學習。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