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畫當中的絲綢之路商旅圖，這幅壁畫位于莫高窟的296窟中，描繪了北周時期（6世紀）絲綢之路上的商旅往來，展現了當時絲路古道上的東西方交往情況。（圖/孫志軍）

圖為新疆新源縣出土的深目高鼻的青銅武士，當為生活在西域的塞人形象。（圖片選自張國剛著、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

主持人

黃月平

話題嘉賓

滕文生  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會長

卓新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

張西平  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長

萬  明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石競琳  北京聯(lián)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副教授

劉金祥  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亞洲文明曾長期走在世界前列，為推進人類文明進程做出了卓越貢獻

主持人：了解亞洲，了解東方，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亞洲人應該做的，只有了解了我們自己，才能更好地學習和交流。怎樣認識亞洲在歷史上的地位？

張西平：長期以來，在“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tǒng)”二元對峙的思維方式和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下，亞洲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亞洲在古代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其發(fā)展領先于世界其他地區(qū)， 如它對人類文明發(fā)展的貢獻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qū)，水稻的培植、城市的出現、宗教中的多元、宏大的神廟、鑄鐵、指南針、紙張、絲綢、文字與書寫、大學、規(guī)模巨大的國家管理、杰出的藝術作品等等，現代西方史學家也都毫不吝惜地承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古典傳統(tǒng)，與古代近東的文明尤其是巴比倫、埃及和希伯來文明，有著很深的淵源關系，深受其影響。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中肯指出的:“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可說就是歐美文明”，“與其說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臘、羅馬，不如說系起源于近東。因為事實上，雅利安人，并沒有創(chuàng)造什么文明，他們的文明系來自巴比倫和埃及。希臘文明，世所稱羨，然究其實際，其文明之絕大部分皆系來自近東各城市”。

西方的歷史學家一般把從哥倫布1492年橫渡大西洋，發(fā)現北美洲和1498年達·伽瑪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作為全球化的起點，進而說明工業(yè)化出現在歐洲，以此證明歐洲文明的優(yōu)越性。實際上，全球化的時間要早于這個時間。蒙古所建立的草原帝國，開始使東西方的交流更為便利了。從1405年到1433年中國明朝的鄭和船隊已經進入印度洋，并到達東非海岸，實際上早在唐朝和宋朝時就有大量的阿拉伯商人住在中國南部的泉州等地從事貿易。從公元1000年到1500年印度洋一直是全球貿易的中心，阿拉伯商人掌握著從東非到紅海口、波斯灣以及印度西海岸的貿易，印度商人控制著從錫蘭到孟加拉灣再到東南亞的貿易，而中國人控制著從中國到印度尼西亞和馬六甲海峽的南中國海貿易。亞洲在前近代時期(公元1500年-1800年)，也仍是世界經濟發(fā)展的火車頭，在早期的全球化歷史中起著重要作用，中國和印度是當時世界經濟的中心。正是中國和印度的這些貢獻，推動了近代西方的興起。

“求同存異”“海納百川”：亞洲創(chuàng)造和積累了關于文明交流互鑒的寶貴思想理念

主持人：亞洲各國之間文明交流，源遠流長。不同文明、宗教、種族求同存異、開放包容，并肩書寫相互尊重的交流史，請問亞洲人民在交流交往中形成哪些交往規(guī)則和理念？

滕文生：亞洲各國各地區(qū)人民，經過幾千年的社會實踐，在自主與他助、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現實與未來等等的關系中，創(chuàng)造和積累了許多蘊含寶貴價值與智慧的思想理念。這里可以列舉幾條。比如：

和而不同、和合一體。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張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要和諧相處。在中國歷史上，和而不同、和合一體的思想是源遠流長、深入人心的。它包括 “中庸中和，不走極端”“協(xié)商對話，求同存異”等理念。在歷史上的朝鮮半島和日本，他們的思想家提出的“非同非異”的“和諍”之說、“人與自然親和”之說，也是闡述了 “求同存異”“天人合一”思想。在南亞和東南亞，從印度《奧義書》中的“梵我同一”和勝論學派的“和合是一種關系”，到詩人泰戈爾的“人與自然的和諧是偉大的事實”，到蘇加諾將“潘查希拉”作為哲學思想基礎統(tǒng)籌印尼的多元文化，再到東盟共同體將協(xié)商、和諧、合作作為核心價值以形成“不同國家的和諧體”，也都是體現了“天人合一”“多元一體”“和合一體”思想。

親仁善鄰、和平相處。這是認識和處理國家與國家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幾千年來，亞洲各國各地區(qū)之間雖然也發(fā)生過不同范圍、不同情況、不同性質的沖突和戰(zhàn)爭，但是，廣大亞洲國家和人民對“親仁善鄰、和平相處”這一處理國家關系的原則，一直是向往和珍視的，而且這也是歷史上亞洲國家之間關系發(fā)展的主流。歷史上日本的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條憲法”時將“和為貴”列為第一條，朝鮮半島學者提出“義命相敬”，阿拉伯學者主張“城邦（國家）合作”，印度前總理尼赫魯倡導過“世界一家”，烏茲別克斯坦詩人納沃伊也稱“沒有比生活在友誼之中更美好的事情”，這些都體現了和平外交的思想。

義利結合、互惠互贏。這是關于認識和處理個人之間、社會之間、國家之間不同利益上的道義原則與物質利益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主張明義正利、義利兼顧，倡導互利互助、合作共贏，是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qū)在個人交往、社會交往、國家交往中所踐行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亞洲價值與東方智慧中富有特色的一個重要內容。中國古語中宣傳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格言，印度《摩訶婆羅多》史詩中所高揚的利他主義思想旗幟，就是亞洲人民倡導義利結合、互惠互贏的鮮明寫照。

開放包容、互學互鑒。這是關于認識和處理不同民族、國家、地區(qū)的不同文明之間關系的一種思想智慧。歷史反復證明，凡是搞所謂“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文化霸權主義的，無不以失敗告終，都是自取衰亡之道。亞洲人民歷來主張不同民族、國家、地區(qū)的文明應該相互融通、互學互鑒，所以亞洲文明才能成其不斷進步的歷史局面。中國典籍中闡述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伊斯蘭教的創(chuàng)始人穆罕默德倡導的“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伊斯蘭教教義中主張的“阿拉伯人不優(yōu)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優(yōu)于阿拉伯人”，都閃爍著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思想智慧之光。而阿拉伯歷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就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qū)之間文明的互學互鑒的一次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