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鴻：私人日記里的西洋觀

劉錫鴻整天指責郭嵩燾對西方崇洋媚外，但是劉錫鴻后來也留下了一個日記，死后也發(fā)表了?？此娜沼洉l(fā)現(xiàn)，他“崇洋媚外”比郭嵩燾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他真的是很聰明的人，他觀察西方是很細致的。

比如說，英國官方有一次請劉錫鴻去參觀監(jiān)獄，劉錫鴻拒絕了。他心想，肯定是事先做過布置了，看不到真東西。但是他很有心，把這個監(jiān)獄地址記下來了。有一天，他走到那兒突然提出說要進去看看。他去了之后，說這個監(jiān)獄很人道，對犯人的待遇很好，而且還訓(xùn)練他們一技之長，使他們出來以后有正常的謀生手段，真是仁義啊。

還有一次，英國某個部門讓他去參觀濟貧院，他說這個也是事先做過布置了。但是他后來又跑去微服私訪了一通，覺得真是不錯。他又跑到倫敦以外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后來他說英國濟貧院很多，除了倫敦以外，城鄉(xiāng)都有。

在劉錫鴻看來，這里簡直是好到家了，窮人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只要申請，國家可以給他們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現(xiàn)在認為這是很低檔的東西，他當時認為是好得不得了。而且他發(fā)現(xiàn)這的確是英國的一個制度性的安排，他說這真的是“仁義之極端也”。

劉錫鴻覺得，英國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這個國家上下同心，以禮治主，不傳國事；這個地方無閑官，無游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齊肅穆，人民歡欣鼓舞，“不徒以富強為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

很多中國人說，西方人除了能打仗以外，沒有什么別的長處，就是匈奴、回紇一流?？墒莿㈠a鴻就說了，西方人很講仁義道德，而且這一點是中國不了解的。

1870年代，中國和日本當時的關(guān)系不錯，這兩個國家彼此比較了解，到了西方他們都是東方人，可以說他們都算老鄉(xiāng)。因此，他們經(jīng)常串門。有一次，日本公使來吃飯，就和郭嵩燾聊天說，我們這兩個國家沒有錢，國家征稅，老百姓很反感，不愿意交稅。英國這個國家，老百姓很愿意交稅，這是為什么呢？

劉錫鴻就說，英國人征稅那是老百姓選出議員在議會中決定的，大家都需要這個公共服務(wù)，那大家當然是愿意了。這就是我們經(jīng)常講的“無代表、不納稅”，劉錫鴻雖然沒有用這個詞，但是他把這個道理講得很清楚。他說，我們征稅，老百姓誰愿意交??？征稅去干什么？誰不都知道，當然沒有人愿意交了。

郭嵩燾聽了以后很驚奇，郭嵩燾在日記中說，想不到劉錫鴻還有這種見識。劉錫鴻這個人在自己的日記中對英國是這樣的評價，可是他在朝堂上講的是什么話呢？完全相反。

所以，當時中國人，在朝堂上講稱贊西方的話是比較少的，因為政治不正確容易遭受迫害。像郭嵩燾就是因為“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結(jié)果被打了小報告，被罷官了。有些人說他是漢奸，要治他的罪，后來還是曾國藩這些人把他保下來的。

可是打郭嵩燾小報告的這些人實際上比他還要清楚，像劉錫鴻就是。

張樹聲：臨死吐露心聲

當時還有一種人，他不打小報告，但是也閉口不談這些敏感問題。像李鴻章的副手張樹聲就是這樣。他在思想史上沒有絲毫的地位，因為他不是思想家，也沒有什么著作，但是他是個官場老手，官做得很大，而且基本上都是在通商口岸附近當大官。他也組織人去研究洋務(wù)，而且還招羅了一些像薛福成這樣的人當他的幕僚。因此他雖然沒有出過國，但實際上他對西方是了解的。

張樹聲說過一些很保守的話，他曾經(jīng)給皇帝寫奏折，說“論中國聲明文物高出萬國之上，自強之道除練兵、造船、簡器數(shù)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也就是說西方?jīng)]有什么可稱道的，就是能打仗，所以軍事方面我們可能要學一學，其他方面就用不著學了。

可是到了1884年，這個時候他得了重病，他口授了一封給皇上的遺折。這個遺折用馬送到北京，送到北京時他已經(jīng)死了。我們通常講，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他臨死也就不用考慮當官的事了，于是他講了一番心里話。他說，我們現(xiàn)在要向洋人學習，而且主要不是學習軍事，要學體不是要學用。

張之洞是比他晚一輩的人了，我們認為張之洞算是比較開明的人，但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在張之洞之前講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反話的人很多，而且這些人并不以開明自居的，比如張樹聲。

但是張樹聲在臨死的時候說，“西洋育才于學校，論證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此其體用也”。它的教育、它的政治體制，這是最主要的，至于輪船、大炮、鐵路、電線是其用，“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趨步，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事恃歟”？

他把堅船利炮都看成是雞毛蒜皮，他說這些東西，第一沒有體，就學不到用；第二這些用學到了，其實也不管用。于是，他要求“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

當時有這種主張的人很多，郭嵩燾也是這樣說的。但他們這些話帶有儒家的偏見，因為他們其實是不怎么看得起商人的，所以他們覺得西方真正值得學的不是西方人辦公司，而是天下為公，實際上講的就是政治制度。

因為在慈禧太后面前宣傳這些，搞不好就會被砍頭，所以只好講堅船利炮，但是中國人是不是只覺得堅船利炮好呢？當然不是這么回事。

所以，劉錫鴻和陳蘭彬他們的價值觀到底是以什么做標準呢？是以他們私下的話為標準，還是以官場話為標準？如果以私下講的話為標準，他們的價值觀和西方價值觀有什么區(qū)別？他們在官場上講的話是真話嗎？我覺得根本就是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