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G20杭州峰會這場本年度最重要主場外交的圓滿落幕，一個充滿自信的中國不僅當好了熱情好客的東道主，而且通過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動力、帶來活力、提供智慧而為國際社會所贊嘆。經歷了38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已經不再遙遠。在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的今天，一個“大國”的實力表征，絕不應止于經濟上的繁榮，還應通過打造自己的話語體系，對內團結人民、對外影響世界。近年來，政界、學界對國家“軟實力”問題的關注與研究興趣只增不減。國家話語體系建設的成敗，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當今中國的軟實力。

“軟實力”這一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在回答美國為何能在當今世界具有最大影響力時說：“美國擁有龐大的軟實力資源，而且能夠有效地利用它們并進而達到自己的預期目標。”[1]同理，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切實增強我國軟實力，是確保中國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繼續(xù)富有生機活力、更加具有影響力的必要之舉。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發(fā)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fā)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2]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今天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建設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征程上，不忘初心、傳承經驗，能夠為我們繼續(xù)前行，走向成功提供不竭的勇氣、智慧和力量。

當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建設的三大使命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的新概念。十七大之后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我國學界越來越重視與之相關的另一個“體系”，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建設問題。究其原因，是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科學理論需要用今天便于傳播、易于接受的話語來承載。換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明確這一點的意義，在于凸顯這個話語體系應然的內在優(yōu)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不僅不會輸于西方那一套話語體系，而且完全可以超越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上的自信衍生于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上的“四個自信”。本著這樣一種自信，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可以順利完成當前我們所面對的三大使命。

第一大使命，是在國際上爭得與我國“大國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盡管近年來我國力爭國際話語權的成效較為顯著，但與今天我們在國際上取得的經濟地位相比，我國所占有的國際話語權還遠遠不相稱。“當代國際學術話語權掌握在國際資本手中，其力量并非來源于所謂‘真理與正義’，而是來源于資本力量。”[3]人類社會發(fā)展進入資本主義階段后，意識形態(tài)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歷史轉型，其對于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的作用而言，不僅是錦上花，更是雪中炭，成為決定其制度生命力的根本依據。因而，今天的資本主義國家砸下再多的真金白銀去換來話語權上的強勢都是一筆十分值得的買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的增大，盡管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資本來換取，但歸根結底，還是要靠真理與正義的力量。學者秦宣在2012年發(fā)表的《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構建思路》[4]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國內外宣傳存在著兩個話語體系，在國內大講特講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在國外卻刻意回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只講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改革開放。這一不良現象必須盡早扭轉——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七一”講話中指出，我們要“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5]。將內宣與外宣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下，在國際舞臺上運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多宣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得見、摸得著的優(yōu)勢，讓國際社會更直觀地看到中國的發(fā)展進步，更透徹地了解支撐中國發(fā)展進步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由此，我們的國際話語權自然而然就能更大更強。

第二大使命，是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維護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安全。鄧小平同志的對外開放思想之所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一個很鮮明的特征就是始終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兩分法、兩點論。社會主義國家搞對外開放如同打開了直接面對外部世界的窗戶，新鮮空氣會進來，蒼蠅、蚊子也會進來。鄧小平同志就此指出：“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 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6]西方話語體系所承載的是一套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完整、嚴密的思想體系，其并未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作出什么積極的貢獻，故而我們應當加以防范和摒棄。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共黨內高層領導中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善用的特洛伊木馬之計——在上文提到的《軟實力》一書中，作為西方學者的約瑟夫•奈近乎坦率地承認，接受了資本主義話語體系洗腦之后協助戈爾巴喬夫搞垮社會主義蘇聯的雅科夫列夫“為美國實現政策目標做出了重要貢獻”[7]。在“一球兩制”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面對“西強東弱”“資強社弱”的不利局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逆轉。這就要求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時刻注意維護自身意識形態(tài)安全，謹防資本主義國家在思想領域“不戰(zhàn)而勝”。說別人的話斷然走不了自己的路，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么要強調維護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安全的原因所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成功地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這條道路能夠越走越寬，說好自己的話、打造好自己的話語體系是一個必要條件。唯此才能成就中國共產黨對世界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貢獻。

第三大使命，是更好地全面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大破才能大立，批判西方話語體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這一人類歷史上全新的話語體系，既要體現時代性富于創(chuàng)造性把握規(guī)律性以適應今天的時代變化，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性時刻不能丟了老祖宗。而在此特別需要指出的一個問題是，話語體系的建設中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終極價值目標。學者魯品越在2016年發(fā)表的《改革和重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8]一文中提示我們，“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本身必須進行‘供給側’改革”。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不能失去“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歷史使命感”。2015年，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有一個著名的“王廣之問”，即“學者形象凸顯，革命家身份被淡忘，是真正的馬克思嗎”[9]，這一詰問可謂振聾發(fā)聵。今天我們慎提慎用一些革命口號是為了更好地凝聚力量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尋求“最大公約數”，并非就此可以忘記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去以今非古、割裂歷史。在繼承了葛蘭西意識形態(tài)理論的國外馬克思主義著名學者大衛(wèi)•哈維看來，作為馬克思主義對立面的新自由主義水銀瀉地之過程，是通過蠶食社會共識、建構政治贊同而實現的。在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fā)展過程中，我們尤其要警惕這種意識形態(tài)上的蠶食，避免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被拆解得支離破碎。筆者認為，即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應當包含一些“適應性話語”，也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硬核”——譬如“共同富裕”“人民至上”“馬列主導”“團結和諧”“綠色環(huán)保”等深刻反映社會主義探索成果與核心價值的話語是必須予以保留的。

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建設的三個特征

黨的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腳步鏗鏘有力，我們黨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如前文所述，話語體系是思想理論體系的外在表達形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10]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智慧與擔當，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作出了卓越的歷史性貢獻。一大批讓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同時又在國際傳播中引發(fā)熱烈反響的新理念新提法，彰顯了我們黨日益高超的話語體系建設水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近幾年來的建設歷程，凸顯了三個重要特征，無不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關注意識形態(tài)工作這項黨極端重要的工作、致力于“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之擔當。在《軟實力》一書中，約瑟夫•奈借“斯大林問丘吉爾教皇手下有多少個師”的例子指出，“軟實力并不依賴硬實力而存在”[11]。這啟示我們，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中國，完全可以在軟實力建設方面特別是自身話語體系建設上實現彎道超車。

特征之一，是打造和創(chuàng)新一批新鮮話語

這幾年，中央領導同志說出了許多我們黨以往沒有說過的新話，著實讓人耳目一新。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夢”與“一帶一路”。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12]這就為中國夢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注入了全新的政治內涵。“中國夢”這一創(chuàng)新型話語的優(yōu)勢在于，一方面其內涵十分契合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并且能夠很好地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通向何方；另一方面又能夠在對外宣傳中與美國夢、亞洲夢、世界夢等既有理念和話語相對接。將宏偉的政治愿景表述得讓人民群眾接受、讓國際社會認同，正可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已由“宏大敘事”轉向“接地氣”。

作為中央著眼于“十三五”時期以至更長時期發(fā)展提出的重要發(fā)展戰(zhàn)略之一，“一帶一路”建設使得中國的發(fā)展更加密切地聯系世界，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我們更加偏重于國內發(fā)展，較為缺乏與“大國地位”相適應的國際經濟戰(zhàn)略的狀況。鑒于有西方大國較早前已經提出了“新絲綢之路”計劃等類似的話語且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國強必霸”“中國威脅論”等噪音雜音時有耳聞，中央在提出這一戰(zhàn)略時充分考慮了話語體系構建問題。譬如，我國領導人在對外闡述“一帶一路”時，最為經常使用的是“倡議”“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等柔性話語，避免使用凸顯戰(zhàn)略意圖乃至于對抗性思維的硬性話語。這種話語體系的嫻熟運用，一方面贏得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善意和理解，另一方面也無聲地回擊了戴著有色眼鏡的西方人錯誤地將“一帶一路”標簽化為“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的歪曲性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