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偶制度的來歷

人們慣用的“一夫一妻制度”這個術語，早在1980年代之初就被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改譯為“專偶制”。筆者不糾纏于此，而是希望說清楚：它在中國究竟是怎么產生的？

在全世界的歷史上，這種制度僅僅存在于基督教統治的那些地區(qū)和時期。非洲沒有，印第安人沒有，伊斯蘭文化沒有，印度沒有，中國也從來沒有。即使是歐洲自己，在古代希臘羅馬時期也沒有。中國從來沒有。這不是什么“進步”與“落后”的問題，僅僅是因為它在中國無法普遍實行。

中國到了清朝中后期，文學中開始出現“才子佳人小說”，開始顯露對于“一夫一妻制度”的追求。但是請注意，那是“才子佳人”的要求，至少也是豐衣足食的自耕農的要求（例如“牛郎織女”的傳說），與那些生活無著的婦女毫無關系。

到了“五四時期”，當時的西化的知識分子把“性”給高度地政治化了，把傳統的婚姻制度丑化為“陳規(guī)陋習”與“丑惡現象”，把它歸結為近代中國一切民族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他們把“一夫一妻制度”美化為“政治正確”的“精神文明”之一，似乎只有實行這個東西，才能建立新政權，漢民族才能“復興”與“崛起”。結果，他們一方面高唱“婦女解放”，另一方面卻志在剝奪小老婆與小姐的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的權利。

1949年以后，“五四”的理想擴大地實現了，直到現在。本來是建立在“愛情總會專一”這樣一個人類現象的基礎之上的“一夫一妻制”，被政治需要搞成了一種大一統的絕對的“專偶苛政”。所謂“男女平等”變成了良家婦女、大家閨秀與賢妻良母與她們的“成功丈夫”之間的平等，而“二奶”、“小姐”、“出墻紅杏”這樣的女人們，不但被當作道德上的罪人，而且被當作政治上的敵人，甚至越來越試圖把她們變成《刑法》上的犯人。

說到底，這種“專偶苛政”僅僅是為了保護那些有資格有能力獲得與維系“一夫一妻婚姻”的女性，卻斷絕了那些除了自己的身體之外，沒有其他方法來“向上流動”的女性的生路。說白了，這其實就是女性內部的階級差異，是上層女性對于下層女性的階級壓迫，只不過表現為“貞節(jié)”對于“放蕩”的鎮(zhèn)壓。

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國，清朝中后期對于“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主要是來自人們更加推崇愛情，而不是來自基督教的教義。也就是說，“真愛才需要一夫一妻制”這個命題，恰恰是在中國才能夠得以證明，而且比西方更早、更強烈地呈現出來。

可是，在后來直到如今的“專偶苛政”（一夫一妻制）之下，愛情恰恰是最沒有地位的，被緊緊地套在婚姻的框框之內。我們都司空見慣的是：未婚者如果不以結婚為目的，那么他們的愛情就會被認為不是戀愛而是“亂愛”。在法律上，結婚登記不需要愛情的存在，離婚訴訟又很難證明它的消失。尤其是婚外戀，全中國的人也沒有幾個會承認它是愛情。

不僅如此，如果女人出來主張“出軌的愛情”，那么就會激起一些人格外的憤怒。2005年的“木子美”、2006年的李銀河，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嗎？

因此說，“一夫一妻制”不僅是反愛情，而且是反歷史，與“中華傳統美德”背道而馳。它更是反女性的，不僅是男女戰(zhàn)爭，更是女性之內的階級戰(zhàn)爭。

社會性別分析

作為一種制度，所謂的一夫一妻，從字面上就確立了異性戀的霸權，排斥了任何一種其他性別結成合法性關系的權利。他們（她們）從來就被認為是違反法定婚姻的“另類人”，甚至根本就被禁止結婚。

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女人、男人還是同性戀、跨性別等等，任何一個社會性別都可能沖決專偶制。男人也可以作“二爺”或者“鴨子”;女人也可以主動發(fā)起非婚性行為;而其他社會性別更不用說。問題僅僅在于：為什么大眾輿論總是偏偏揪住小三兒、二奶、小姐這些身份的女人，而且樂此不疲呢？為什么它們往往把實際情況偷換為“兩個女人之間的爭斗”呢？為什么還有人貶斥那些并不希望爭取結婚權利的同性戀者呢？

　何必強求白頭偕老？

在中國，專偶制里還有一個本來與它毫無關系的因素，那就是對于白頭偕老的強求。

在發(fā)達國家中，越來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這個問題了，表現為離婚和再婚的比例越來越高，一生中多次結婚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雙方都可以做到專一。這就是所謂“連續(xù)婚姻制”，其實就是“一次式專偶制”：雖然一生是多偶的，但是隨時都是專偶的。

可是在直到如今的中國，白頭偕老卻是一種強制的道德評判標準，甚至往往被搞成了“終生唯一專偶制”。

如此糊涂的想法，其實來自農業(yè)社會，僅僅是因為農業(yè)生產的周期至少需要一年，經驗與財富的積累則更是需要一生一世。結果，中國人的婚前戀愛時間也是平均大約一年（統計數字見本書第24節(jié)），以符合春種秋收的農業(yè)生產周期。然后，一旦結婚則都企盼白頭偕老，以適應農業(yè)社會的生命周期;往往即使雙方打得頭破血流，也不肯離婚再生。（注釋：天主教也禁止離婚，但是它在中國普通人里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尚缺乏研究)

這也無可厚非，但是這遮住了國人的雙眼，看不到“一次式專偶制”的最大好處：極大地減少了婚外戀。這是因為，一旦不再強求白頭偕老，那么如果愛上婚外之人，自然就是解除原有的婚姻，再與那人結婚；根本就缺少偷偷摸摸搞婚外戀的需求。

當然，這必須來自法律上與生活中的充分而且現實的離婚自由。中國實際上仍然缺乏這個，因此至少有一部分人之所以不離婚而是搞婚外戀，很可能并不是有意為之，而是無奈之舉。當事人不愿、不敢、無法為“毀約”而付出應有的代價，只好采取“兩害取其輕”的生存策略。這其實也是專偶苛政的必然產物。

結果，筆者的調查數據表明，當今中國的婚外戀比例高于一些被認為是“性混亂”的發(fā)達國家。這，究竟是誰更“純潔”呢？為什么人家就能做出如此明智的選擇呢？

專偶，不應該是制度

不應該是前提

以上談的都是社會的問題?？墒瞧浔澈笥兄鴱姶蟮膫€人情感動力的支撐，因此需要搞明白下述的生活哲理。

第一點，專偶是一種生活狀況，就是專一地愛一個人而且生活在一起。它是一種生活實體，是個人自主選擇的結果，而不應該是一種排他的、強制式的法律制度。

例如在中國的某些婚外戀中，在婚的那一方其實已經全身心地投入對情人的愛，在婚內只不過是在履行婚姻義務，甚至連夫妻性生活都沒有了。這難道還不算專一？僅僅因為這種專一的愛情越出了婚姻之軌，才會被專偶制破口大罵。

第二點，對于個人生活來說，專偶這種狀況說的其實是“愛情終歸會走向專一”這樣一種人類現象。也就是說，一夫一妻的實現和保持，只是愛情的結果而不是愛情的前提。

如果雙方真的愛得死去活來，那么想不專一都很難。反之，越是把專一變成一種制度，越是首先就用這種制度來約束對方，往往就越是容易損害愛情。通俗地說就是：忠貞無大用，不愛必移情;只有愛得深，專一才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