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村落結合原理的不同

中日村落社會構造上的區(qū)別表面上看是村落中人們結合的“密”與“疏”的關系，實際上是在人的結合原理上的不同。對于這方面，文化人類學研究已經有很好說明。著名人類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根千枝指出，在人的血緣組織原理上，日本是“場”，中國是“類”。在日本，傳統(tǒng)的家（イエ）是家名、家業(yè)、家產的三位一體，家的財產不屬于個人而屬于家這個集團，家不可分割。作為家的上層組織是由各個獨立的家構成的“群”，每一個人都屬于家這個共有的“場”中。在中國則以個人為起點，每個人是以“父系血緣” 這一共通項（類）為媒介而組成的，由具有一個父親的兄弟相互聯(lián)合形成的旁系擴大家族是理想形態(tài)。父親的財產將由兄弟間共同分割。所以相對于擴大家族這一理想，實際上卻表現為一個個獨立生活的家庭。擁有共同祭祀對象的成員是以父系血緣的系譜關系維系的，這種父系血緣的關系可以無限擴大。

不僅是人的結合原理不同，中日村落結構在原理上也不同。從中世惣村演變而來的日本村落，根據村請制形成了與領主的契約關系，村落也由此成為一個封閉的、排他的自律性共同體。其內部空間、成員固定，精神上有共同的信仰，物質上有共同的財產。而中國的村落自帝制以來完全由國家實行“編戶齊民”統(tǒng)治，實行鄉(xiāng)地制以后，村落也不過是一個開放、松散、他律的生活聚集地。在這里，所謂的“共同體”是從個人生活利益出發(fā)，通過個人關系而結成的算計的、臨時性的互助結合。當然，既然作為一種長期固定的生活共居地，村民相互之間必然會產生出種種聯(lián)系。但與日本相比，這種相互關系十分薄弱且很不穩(wěn)定。日本中國經濟學會會長中兼和津次根據對中國舊東北地方農村調查資料的現代經濟學分析，證明了農家間的合作完全是純粹的經濟交換關系。中國村落秩序的維護主要依靠國家權力的強力介入。國家通過行政編制、征稅、治安、科舉、教化、審判等將其權力和意志深入到村落乃至家庭。

在華北村落中，為了維持村落秩序，由村落頭面人物出面進行“公議”，形成決議，為全村遵守。這看起來雖是一個自治性的典型表現，但這種自治如果沒有國家權力作為后盾，并不能發(fā)揮作用。清末順天府寶坻縣衙的檔案里，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上報、請愿文書。某村在《會同閤莊人等公議斷賭》中說：“雖然立有罰束，誠恐有不法之人，暗生網利之心、私行勾引賭銭、不遵公立罰束、勢必滋生事端。”所以村民向縣官請求道：“身等因公起見，為此公懇，叩乞，仁明老太爺，恩準賞示，曉諭通知禁止賭博，俾居民各務正業(yè)，則鈞感大恩于無既矣。”村落內部合議之后，只有得到縣官老爺的“曉諭通知”才能有效，這充分顯示出國家在村落中的權威。

此外，在中國農民的宗教信仰中，國家意識也明顯存在，突出表現在對土地神和城隍廟的信仰上。村民們認為，城隍神就是陰間的縣太爺。而村中的土地神將人們善惡向城隍神報告，降給兇吉。所以城隍神是監(jiān)督村中土地神的神仙。這樣，在農民心目中，與世間的縣官對村落的統(tǒng)治關系一樣，在陰間也有城隍廟和土地神監(jiān)視著村民的一舉一動。1940年代調查時，農民們認為，在土地神掌管的人們的善惡標準中最大的惡事是“土匪強盜。強盜若被官府抓住要槍斃”。在這里，神的善惡標準與官府是一致的。

法國研究中國近代農民運動的畢仰高就指出：“統(tǒng)治者的精英代表是官員而不是地主，因而官員才是農民通常進攻的靶子。農民怒火的矛頭所指表明：中華民國的農民具有強烈的國家壓迫意識，而階級剝削意識則較為淡漠。在這方面他們可能簡單地繼承了從帝制時代開始的傳統(tǒng)。”

對于在家族內體現出的國家權威，專攻唐宋時期中國家族、婚姻研究的日本學者大澤正昭研究指出，在唐宋時期中國的人際關系開始發(fā)生顯著變化，從家族主義的集團關系向個人之間的契約關系轉變，人們的社會行為向國家的審判機關等公共機能方面集中，體現出了個人間的交際關系。人與人的結合從橫向（家族）關系優(yōu)先轉變?yōu)榭v向關系（國家與個人關系）優(yōu)先。社會中的個人向國家權力集中。上個世紀40年代的滿鐵華北農村慣行調查也表明，在村落中農民分家時往往找村長做中間人，家內糾紛也主要依靠官府審判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