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理想的論述可以看出，他們二人對于理想這一概念的論述，主要是從“未來共產主義理想社會”與“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這兩個角度來展開的。

“中國夢”精神實質探究

從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到后來鄧小平同志提出并進行至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其中都具有“中國夢”—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基本內涵?？v觀不同時期領導人談及中國民族發(fā)展未來即“中國夢”的相關論述，筆者認為，“中國夢”的理論內涵可以歸結為兩個維度：一是發(fā)展目標維度，二是發(fā)展路徑維度。這兩個維度作為緊密聯系的整體，架構了“中國夢”概念的理論內涵和深刻本質。同時，“中國夢”作為一個不斷發(fā)展的概念，其精神實質也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斷變化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舊序中所講：“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⑤但是就如何去考察這種思維的不同形式和內容，黑格爾在《邏輯學》中為我們指明了具體的研究方法：“真理就是全體。主體的自由性，與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必然性，只有通過對各環(huán)節(jié)加以區(qū)別和規(guī)定才有可能”。⑥因此，只有從連續(xù)、動態(tài)的角度來審視與考察“中國夢”的精神實質，才能對其予以科學把握和準確界定。

“中國夢”的發(fā)展目標。第一，孫中山：“歐洲其能匹哉”與“俄國式新世界”。孫中山關于“中國夢”的發(fā)展目標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使中國超越歐洲以及借俄國發(fā)展現狀來闡述中國的發(fā)展目標這兩個方面。1894年，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指出：“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規(guī)模，治我軍實，保我番邦，歐洲其能匹哉”。⑦當時孫中山之所以拿歐洲作比較，是因為在近代史當中，我國飽受歐美列強欺凌，救亡圖存是當時中國人的共同心聲，在此情勢之下孫中山才提出了“保我番邦，歐洲其能匹哉”這一口號。在當時，這一口號對于激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族精神，凝聚人才以振興中華、抵御外侮具有重要意義。1924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指出：“俄國人在幼年的時候，有機會可以讀書；在壯年的時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沒有事業(yè)；到年紀老了的時候，國家便有養(yǎng)老費。象俄國的人民，可說是自幼而老，一生無憂無慮。”“在現在的俄國，什么階級都沒有，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之內，人人都可以分紅利。象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⑧孫中山此處之所以拿俄國作比較，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一方面是因為俄國在“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使中國人民對俄國式革命無比向往；另一方面是由于1924年國民黨一大確立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第二，毛澤東：“共同富裕”與“超英趕美”。毛澤東關于“中國夢”的發(fā)展目標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實現“共同富裕”和“超英趕美”這兩個方面。1955年，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我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毛澤東認為，中國只有超過美國，才能對人類做出大貢獻：“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⑨

第三，鄧小平：實現“四個現代化”。鄧小平關于“中國夢”的發(fā)展目標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他所系統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理論當中。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與來華訪問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會談時說到：“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第四，江澤民：建設“小康社會”。江澤民關于“中國夢”的發(fā)展目標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他所系統提出的建設“小康社會”理論中。早在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就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10多億人口的國度里，進入和建設小康社會，是一件有偉大意義的事情。”1999年9月22日，黨的第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我國由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yè)國，發(fā)展成為即將進入小康社會、向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目標大步邁進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五，胡錦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胡錦濤關于“中國夢”的發(fā)展目標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他所系統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理論之中。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指出：“今后要繼續(xù)努力奮斗，確保到二〇二〇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進一步指出，我們要沉著地應對各種挑戰(zhàn)，全面地把握發(fā)展機遇，以保證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偉大目標。

第六，習近平：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與“人民幸福”。習近平關于“中國夢”的發(fā)展目標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他所系統提出的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與“人民幸福”之中。2012年11月，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時，將“中國夢”定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且指出了“中國夢”三個層次的發(fā)展目標：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

“中國夢”的路徑選擇。第一，孫中山：“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與“資本”、“才能”。孫中山對于實現“中國夢”路徑選擇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四是”：“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與“兩要素”：“資本”與“才能”這兩個方面。1894年，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綱領：“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是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⑩1919年10月10日，孫中山在《中國實業(yè)如何能發(fā)展》中說：“我中國地大物博與美同，而吾國農產之富，礦質之豐，比之美國有過之無不及。勞力之人工，我即四倍于美國。我國所欠缺者，資本也、才能也。倘我能得此兩要素，則我之實業(yè)發(fā)達，不特可與美國并駕，且當四倍于美國。”孫中山認為，中國與美國一樣都地大物博，在農產品和礦產豐富方面我國都超過了美國，而且我國勞動力人數是美國的四倍。我國所欠缺的兩要素是“資本”與“才能”，如果我們能得此兩要素，定當在實業(yè)方面超越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