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大陸部分學者引進港臺和海外新儒學并對其進行改造，形成了以蔣慶、康曉光、陳明和秋風等人為代表的大陸政治儒學。蔣慶批評了新儒家通過“良知自我坎陷”而曲通外王的新方式。因為在他看來，內(nèi)圣和外王之間并沒有因果關系，而是一種對等的關系，也就是說“內(nèi)圣外王”是指內(nèi)圣和外王，而不是內(nèi)圣而外王，或者內(nèi)圣通外王。只有保持這種對等關系，才能保證社會政治領域的獨立，同時也為其保留了按其自身邏輯運作的空間。蔣慶主張儒教應“進入到政治權力中心”，恢復和利用禮制來規(guī)范社會生活，將中國建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儒教國。蔣慶的政治儒學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反對依法治國。張祥龍主張劃分出所謂的“儒家文化特區(qū)”。在特區(qū)內(nèi)，以農(nóng)業(yè)為本，以手工業(yè)為主要加工方式，倡導中醫(yī)，改用農(nóng)歷和舊的紀年法，恢復耕讀傳統(tǒng)和科舉考試。這兩人均反對現(xiàn)代文明，帶有強烈的儒家原教旨主義色彩。這些學者均主張復興儒學，對儒學表現(xiàn)出極為強烈的懷戀情感。儒學所受到的這份待遇是其他任何學派都無法相比的。

與上述兩家政治儒學的保守主張不同的是，陳明提出“即體見用”的觀點，即通過效用的價值（用）來發(fā)現(xiàn)國人的意志需要（體）。他認為儒家強調(diào)“敬德保民”、約束君主權力，因而“儒家有憲政主義思想”。對于中國的改革，陳明倡導憲政主義，建議首先明確憲法原則，其次落實到司法審查，以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促進或擴大公私生活中公平正義的擴大和提升”。至此，儒學與憲政主義才真正建立了內(nèi)在聯(lián)系，新的“內(nèi)圣外王”之學—儒家憲政主義才得以真正建立。獨立學者秋風近年來也多次撰文，系統(tǒng)闡述了儒家憲政主義的理論主張，其理論主張對社會思想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但也引起了廣泛爭議。                                   

儒家憲政主義的理論建構(gòu)

近年來，獨立學者秋風多次撰文，系統(tǒng)闡述儒家憲政主義的理論主張，在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同時，也遭到歷史學家袁偉時的責難，并由此引發(fā)爭議。通過這場爭議，儒家憲政主義的理論主張逐漸被知識界、思想界所廣泛了解，在客觀上起到了宣傳儒家憲政主義的作用。秋風把前人對于儒家憲政主義的論述做一總結(jié)，并在此基礎之上，對儒家憲政主義的理論進行完善，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論主張。概言之，秋風可謂是儒家憲政主義的集大成者。

秋風所倡導的儒家憲政主義與陳明略有不同，他并不發(fā)揚陳明的“即用見體”思想，也不對“體用一源”、“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等儒家體用關系發(fā)表意見，而是直接從儒學中提取能為當前改革和社會轉(zhuǎn)型所用的思想資源，闡述儒家憲政主義的理論主張。其理論建構(gòu)基于通三統(tǒng)、中華性和儒家的憲政主義傳統(tǒng)等三個方面。

陳明的憲政主義建基于“即用見體”，將民主憲政作為民眾需要的備選項，從而倡導民主憲政，是由儒學體用關系的創(chuàng)新入手為民主憲政開路的。秋風的儒家憲政主義則是直接以公羊?qū)W的“通三統(tǒng)”作為當前社會的秩序構(gòu)建之道。而董仲舒集大成之公羊?qū)W將其光大，有效收拾了春秋至漢五百年的慘烈局面，恢復了政治秩序和倫理道德。其后，隋朝王通創(chuàng)河汾之學，由其弟子傳播實作為秩序構(gòu)建之道的通三統(tǒng)。儒家憲政民生主義之提出，系依據(jù)儒家“通三統(tǒng)”之智慧。“通三統(tǒng)”是春秋公羊?qū)W最為重要的觀點。所謂“通三統(tǒng)”，即是指的周武王、周公“存二王之后”的天下秩序建構(gòu)方法，即留存前兩代的“王”和文化，形成類似于與前代共和的政治文化秩序。從結(jié)構(gòu)上說，在當代中國，“通三統(tǒng)”就是通儒家、憲政主義和民生主義（也即社會主義）這三統(tǒng)。

秋風認為，中國古代文明歷經(jīng)三次大的躍遷，從而形成了具有體現(xiàn)中華民族特色的中華性。這中華性的根本，即是儒家的“道”和有志于“道”的“士”。中國理性的治理架構(gòu)當始于堯、舜，經(jīng)過堯、舜、皋陶、禹等圣賢的努力，華夏共同體也即“天下”形成。在天下的構(gòu)造過程中，“華夏治理之道”逐漸呈現(xiàn)展露。這包括帝堯的“協(xié)和”天下之道，天道信仰；帝舜所確立的共治之道，以刑弼教等原則；皋陶所強調(diào)的天道主義律法說、規(guī)則之治原理，等等。這是華夏族群文明的第一次躍遷。千年之后，周革殷命，周人制禮作樂，構(gòu)建了“經(jīng)典封建制”和一整套禮樂制度，實現(xiàn)了華夏治理文明的第二次躍遷。孔孟則啟動了華夏文明的第三次躍遷：從古典向現(xiàn)代的躍遷。因為在本次躍遷中，德位分離，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君主則有其位而無其德，所以這次躍遷之后華夏治理之道形成了“道”和“道學”之統(tǒng)。“道”的具體體現(xiàn)為仁政，道學則是強調(diào)“道”為儒學所傳承，為有志于“道”的“士”所追求，所掌握。

除了“通三統(tǒng)”和確立“中華性”對儒家憲政主義提出要求之外，秋風認為儒家本身即蘊含著豐富的憲政主義傳統(tǒng)，這也為儒家憲政主義的理論建構(gòu)提供了充分的依據(jù)。雖然熊十力認為孔子思想含有“革命”、“民主”等觀念，唐君毅則認為“為仁由己”是對自由的定義，徐復觀更是認為儒家含有個人主義、道德等人性因素。論述雖有不同，但他們的觀點都有一個共性，即均認為儒家這些積極因素受到了后世的曲解與壓制。然而，與他們的觀點相反的是，秋風則認為以儒家為主導的古代社會相繼形成封建制和共治體制兩種包蘊憲政主義基因的治理秩序。

具體說來，秋風認為，第一種包蘊憲政主義基因的治理秩序，是在周代形成的“經(jīng)典封建制”的基本架構(gòu)，是君主與諸侯通過“策名委質(zhì)”建立君臣之間的契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君臣雙方的權利義務雖然是不對等的，但卻是相互的，雙方都可以自由地解除契約關系。這種契約即是禮，相當于歐洲封建時代的“法”，由此形成的禮制則類似于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