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主流影視作品的崛起,以工業(yè)化制作的視聽盛宴、新的題材開拓和集萃式的創(chuàng)作方式、類型化的審美表達和青春敘事話語,突破了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固有面貌,改變了一段時間以來主旋律影視作品叫好不叫座的格局,在贏得口碑的同時贏得了市場的高度認可,極大地喚醒和激發(fā)了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公眾的審美熱情。
【關鍵詞】新主流影視作品 影視工業(yè) 主旋律作品
【中圖分類號】J992 【文獻標識碼】
近年來,新主流影視作品的強勢崛起,日益引發(fā)人們的關注。電影如《建國大業(yè)》《戰(zhàn)狼2》《紅海行動》《烈火英雄》《我和我的祖國》《金剛川》《長津湖》,電視劇如《覺醒年代》《外交風云》《山海情》《大江大河》《在遠方》等,從不同的視角演繹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發(fā)展的艱辛歷程和輝煌成就。這類新主流影視作品的崛起,以新的題材開拓、新的審美表達和新的工業(yè)化制作的方式,突破了長期以來“主旋律往往不商業(yè)、不藝術;商業(yè)片往往不主旋律、不藝術;藝術片往往不商業(yè)、不主旋律”的固有面貌,改變了一段時間以來主旋律影視作品叫好不叫座的格局,在贏得口碑的同時贏得了市場的高度認可,極大地激發(fā)了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公眾的審美熱情。因此,分析并總結新主流影視作品的成功經驗,探討其崛起的原因及其未來發(fā)展的前景,對于推動中國影視作品創(chuàng)作從高原走向高峰,中國從影視大國走向影視強國,無疑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工業(yè)化制作的視聽盛宴
新主流影視作品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得益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影視工業(yè)的高速發(fā)展。新中國成立之后,百廢待興,國家集中力量重點打造了以北京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長春電影制片廠和八一電影制片廠為代表的大電影工業(yè)制作基地,為中國電影工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影視產業(yè)發(fā)展政策的推出,民營影視公司的崛起,重構了中國影視工業(yè)的發(fā)展版圖。一方面,北京和上海作為傳統(tǒng)的中國影視工業(yè)制作的重要基地,依然呈現出強有力的發(fā)展態(tài)勢。“長春曾在計劃經濟時代位列三大電影生產中心之一,且長影廠曾是擁有故事片生產指標最多的國營制片廠,然而卻在市場機制的沖擊下由盛轉衰。”另一方面,浙江、江蘇、廣東一帶,在計劃經濟時代其影視工業(yè)生產基礎應該說十分薄弱,浙江省當時甚至沒有故事片的生產指標,卻由于民營經濟和互聯(lián)網經濟的崛起與發(fā)展,迅速發(fā)展成為影視工業(yè)制作的新興力量。此外諸如山東、陜西、四川、湖北、湖南、福建、海南等各省市,也紛紛采取各種政策,激活和發(fā)展影視工業(yè)制作力量。在這種競相發(fā)展的格局下,全國涌現出北京懷柔國家中影電影數字制作基地、青島東方影都影視基地、上海車墩影視基地、浙江橫店影視實驗園區(qū)以及廣東“粵港澳大灣區(qū)影視合作試驗區(qū)”等在國內外都享有較高聲譽的影視工業(yè)生產制作基地,中國影視工業(yè)制作初具規(guī)模,部分領域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如作為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產業(yè)推進項目的國家中影電影數字制作基地,可以提供影視拍攝、聲音錄制、數字加工、膠片洗印等影視工業(yè)全方位、高質量的專業(yè)化服務,制作工藝實現了全數字化和網絡化,器材配置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國家級橫店影視實驗園區(qū)則作為全球規(guī)模最大的影視實景拍攝基地,積極探索從單一拍攝向全產業(yè)鏈延伸轉變,力圖打造高端產業(yè)、高端技術、高端人才集聚發(fā)展的產業(yè)集群,致力于推動中國電影工業(yè)高質量發(fā)展。
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影視工業(yè)基礎較為薄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影視的制作能力和影像品質。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文化產業(yè)的蓬勃發(fā)展,中國影視制作一方面注意吸收借鑒海外影視工業(yè)先進的制作技術理念,另一方面則努力提升中國影視的工業(yè)化制作水平,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影視作品的影像品質。如作為國產主旋律題材的代表性作品《集結號》,為了追求戰(zhàn)爭場面的細節(jié)真實,引進了韓國《太陽旗飄揚》的技術班底,影片的爆炸場面不再沿用傳統(tǒng)的一團火地爆炸的做法,而是采用先進的氣爆技術,炸藥在離人手一米之內引爆而不傷人,炸點很多,小的坑有三十多個,大的坑有八個,從而最大限度地還原了戰(zhàn)爭場面的慘烈與殘酷,其影像效果令人震撼。如果說中國影視工業(yè)先進技術的突破,在2007年《集結號》的制作尚屬個案,那么近年來在新主流影視作品的創(chuàng)作中,則呈現井噴現象。如2016年制作的《湄公河行動》,取材于“10·5湄公河慘案”,影片中出現的槍械、直升機、軍用無人機等場面,都注意賦予一種現代化的科技感,顯示了新主流電影對工業(yè)化制作的追求。2018年制作的《紅海行動》,取材于2015年“也門撤僑”事件,影片“拍攝時共動用了四五十款精心挑選的槍械,消耗了三萬余發(fā)子彈,動用了十幾輛坦克、直升機,從而在中國電影史上罕見地打造出了海、陸、空立體化的現代戰(zhàn)爭場景”。2019年制作的《中國機長》,取材于2018年引發(fā)全球關注的川航備降、機組全體人員被授予“中國民航英雄機組”榮譽的真實事件,影片制作團隊以先進的工業(yè)化制作水準,逼真地再現了萬米高空突遇駕駛艙風擋玻璃爆裂脫落、座艙釋壓的極端險情。2021年制作的《長津湖》,取材于抗美援朝戰(zhàn)爭,其超大規(guī)模的服裝設計道具裝備,超百公里的戰(zhàn)役戰(zhàn)術設計,演職人員數量達到了1.2萬,總投資規(guī)模超過13億元,將中國影視工業(yè)化水準推向了新的高度?!队X醒年代》取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制作團隊借助影視工業(yè)科技力量,在空間、道具、服裝等細節(jié)精益求精,逼真地還原了那個年代的生活場景和歷史質感……
很顯然,上述新主流影視作品雖然取材于現實生活,但制作團隊卻以一種工匠的嚴謹精神,注意汲取和借鑒具有世界水平的電影工業(yè)技術,打造出了源于生活、卻高于生活的高品質的影像奇觀與視聽盛宴,極大地激發(fā)與滿足了受眾的視聽審美欲望,為新主流影視作品的發(fā)行放映與推廣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題材創(chuàng)新與集萃式創(chuàng)作
新主流影視作品崛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在于這些成功的影視作品在題材的開拓和選擇上,富于一種創(chuàng)新的藝術追求。改革開放以來,影視產業(yè)在日益推向市場的同時,其重大題材的選題和創(chuàng)作,日益成為國家和地方主管部門的一項重要工作。在諸如“五個一工程”、華表、金雞、飛天等國家重要獎項的激勵下,以及國家和地方政府各種扶持基金的積極引導下,如何打造主旋律影視作品的精品創(chuàng)作,成為越來越多的影視制作團隊關注的焦點問題。諸多主題影視劇的創(chuàng)作,往往要求在國家特定的重大活動和節(jié)日進行展播。很顯然,由于影視創(chuàng)作團隊的努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重大歷史節(jié)點和重大歷史事件的題材,幾乎可以說都已經被涉足,部分題材多次在不同階段被反復重拍。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新主流影視題材的開拓與創(chuàng)新,自然格外引人矚目。
在慶祝建黨100周年之際,《覺醒年代》之所以能夠在眾多同類題材影視作品中脫穎而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影視劇作的題材選擇可謂別具匠心。與諸多同類題材影視劇側重于展示建黨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艱苦卓絕、浴血奮戰(zhàn)、建設新中國的輝煌歷程不同,《覺醒年代》面對中國近代社會以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巧妙地截取了1915年袁世凱復辟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階段的歷史風云,濃墨重彩地敘述了在瀕臨國破家亡、中華民族走到最危險的歷史時刻,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風起云涌,層層深入地敘述了知識分子走向覺醒、國民走向覺醒和工農大眾走向覺醒的歷史邏輯,深刻揭示出新文化運動的艱難歷程和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此外,如《外交風云》聚焦新中國成立之后全球冷戰(zhàn)背景下最復雜、最敏感的新中國外交歷史,《特赦1959》敘述新中國成立之后對戰(zhàn)犯進行改造和特赦的歷史事件,《在遠方》聚焦快遞行業(yè)的崛起與發(fā)展,《山海情》抒寫東西協(xié)作扶貧下的“閩寧模式”的中國奇跡,《湄公河行動》正面描寫我國公安干警的跨境追捕毒販行動,《戰(zhàn)狼2》直面敘述我國的撤僑行動,《流浪地球》以“硬科幻”的類型表達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救贖,《攀登者》回溯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登山隊勇攀珠峰的英雄壯舉等,都很好地填補了新主流影視作品的創(chuàng)作空白,拓展了新主流影視作品的題材表現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建國大業(yè)》探索以一種群星薈萃的演員組合方式來表達重大歷史主題,尤其是2019年《我和我的祖國》以不同導演拍攝同一主題下不同人物故事之后,由政府主管部門或有影響力的影視制作人牽頭,集中全國優(yōu)秀的影視編劇、導演和演員陣容,以表現特定重大歷史和現實的主題,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主流影視作品的一種重要的制作策略和敘事方式。如與《建國大業(yè)》制作方式相似的電影有《建黨偉業(yè)》《建軍大業(yè)》,并因此譜寫了共和國的史詩敘事;與《我和我的祖國》制作方式相似的電影,則有《我和我的家鄉(xiāng)》《我和我的父輩》,分別從國家、區(qū)域和代際三個不同的維度勾畫出家國一體的時代精神譜系;此外,新主流影視作品還出現了如《金剛川》《長津湖》等三個以上導演聯(lián)合執(zhí)導同一故事不同場景制作方式;表現武漢抗疫題材的影視劇《在一起》,則把《我和我的祖國》這一制作策略,很好地延伸到了主題電視劇制作……
很顯然,這種組合式或集萃式的制作和敘事方式,之所以流行于近年來新主流影視作品的創(chuàng)作實踐,主要是基于這一創(chuàng)作方式能夠充分調動和集中優(yōu)秀的創(chuàng)作力量,在最短的時間內依靠集體的力量高效地完成在特定時間主題影視作品的創(chuàng)作任務。與此同時,由于這種制作方式融合了不同風格的導演和編劇的集體創(chuàng)作,內容精煉,節(jié)奏更快,具有一種集錦式的美感,很好地滿足了短視頻時代受眾對快節(jié)奏內容的審美需求,從而贏得了受眾的廣泛歡迎。
類型話語與青春敘事
類型敘事是影視工業(yè)一種成熟的敘事范式,是影視創(chuàng)作主體和受眾之間的一種審美契約。近年來,新主流影視作品創(chuàng)作的一大特點,就在于創(chuàng)作主體日益尊重影視作品類型敘事的審美規(guī)律,注重以類型的話語表達影視作品的主流價值建構,縫合了原本橫亙于主流敘事和商業(yè)話語之間鴻溝,實現了口碑和票房、收視率共贏的格局。
動作片由于高強度的情節(jié)沖突和簡明流暢的敘事節(jié)奏,長期以來一直擁有廣泛的觀眾群體?!朵毓有袆印贰稇?zhàn)狼2》《紅海行動》等新主流電影,顯然采用了動作片的敘事類型,影片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jié)和令人炫目的剪輯節(jié)奏,充滿了一種戲劇張力,令人欲罷不能?!督饎偞ā贰堕L津湖》則明顯采納了戰(zhàn)爭片的敘事技巧,影片在展現戰(zhàn)爭的殘酷和慘烈的同時,譜寫了一曲抵御外敵、壯懷激烈的英雄頌歌,令人感動不已?!吨袊鴻C長》《中國醫(yī)生》《烈火英雄》等影片,則注意汲取災難片的敘事特點,影片在極力渲染突如其來的災難所造成的危機,巧妙地在危機中塑造具有拯救意義的英雄群像,令人為之潸然淚下。《流浪地球》則罕見地打造了一個具有東方特色的科幻類型話語,帶著地球流浪這一具有東方家園意味的意向,引起了2019年輾轉于風雪交加春運旅途國人的強烈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新主流影視作品在創(chuàng)作中同樣注意借鑒海外優(yōu)秀影視作品乃至文學藝術的敘事范式。如2020年上映的《奪冠》,影片在打造體育競技的類型話語的同時,將紀實與虛構兩種風格融為一體。影片精心截取了中國女排奪冠征程中最具有意義的三次比賽場景,顯然與《國王的演講》主人公意味深長的三次演講有異曲同工之妙,不但升華了主題,而且喚醒了與中國女排奪冠而同頻共振的眾多觀眾的個人記憶和時代記憶。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女排歷史上每一次在世界大賽的奪冠,都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向世界的強烈信心與巨大進步。2015年播出的電視劇《雞毛飛上天》,男女主人公陳江河和駱玉珠陰差陽錯在火車站乘坐兩輛不同的相互交錯列車,彼此只能目睹對方而眼睜睜地擦肩而過,根據編劇本人的敘述,這一場景有意借鑒了《約翰·克里斯托夫》名著中相關的情節(jié),劇作也因此令人惆悵不已,蕩氣回腸。
在互聯(lián)網時代,年輕人成為活躍在視聽網絡平臺重要的參與者和傳播者。近年來,新主流影視作品日益注重以一種充滿朝氣的青春敘事,以吸引青年觀眾的喜愛與共情。如2007年播出的《恰同學少年》,以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院的讀書生活為背景,敘述了以毛澤東、楊開慧、蔡和森、向警予等為代表的青年學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青春歲月,在塑造偉人的主題影視創(chuàng)作中可謂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此后,諸如《中國1921》《建國大業(yè)》《建黨偉業(yè)》等,都格外注重展示一代偉人在革命時期的青春風采。《大浪淘沙》則以當代青年陳啟航在網絡平臺做黨史專題為引子,以年輕人的視角來敘述當年同樣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締造者和領導者追求真理、追求民族解放與獨立的革命歷程?!队X醒年代》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重點演繹了新文化運動先驅陳獨秀和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之間矛盾復雜的父子關系,當陳獨秀送別兩個孩子赴法留學時,劇作采用“閃前”的預敘方式,陳獨秀仿佛透過歷史風云,目睹若干年后兩個孩子為革命壯烈犧牲,“去時少年身,歸來烈士魂”。很顯然,新主流影視作品的這種青春敘事,“讓故事有溫度有情感,將廣闊復雜的社會生活轉化為互聯(lián)網時代青年一代易于理解的影像符號話語體系,從而巧妙地將其所表達的主題,內化為青年觀眾自身的情感判斷和價值體系,最終贏得青年人的廣泛認同與共鳴”。
在后全球化時代,新主流影視作品的崛起與走紅,成功地抵御了以好萊塢為代表的歐美大片對本土文化的沖擊。1994底,國家主管部門決定每年可以以分賬的方式引進“基本反映世界優(yōu)秀文明成果和表現當代電影成就”的海外大片,曾引發(fā)巨大爭議,有人因此憂心忡忡,認為以好萊塢為代表的海外大片將有可能壟斷國內本土市場,擊垮乃至摧毀中國影視工業(yè)的發(fā)展基礎。事實證明,正如中國經濟在加入世貿組織后投身于全球經濟的大循環(huán)競爭而不斷茁壯成長,并躍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影視在海外影視的沖擊下,同樣加快了創(chuàng)作觀念與題材內容的轉型與拓展,以及影視工業(yè)體系改革與建設,并最終在2020年開始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票房市場。令人矚目的是,近年來好萊塢大片由于過于倚重視覺奇觀而在中國電影市場失去了其曾經擁有的票房號召力,而新主流電影卻由于工業(yè)化的制作、題材的創(chuàng)新和類型化的青春話語而開始高居國內年度票房榜前列。據燈塔專業(yè)版實時數據,截至10月11日,2021年度中國電影票房榜前十位影片,有8部均為國產制作,每部票房均超10億元以上,其中《長津湖》票房突破40億,高居年度票房榜冠軍。新主流電視劇在美劇、韓劇、日劇等激烈競爭格局中同樣脫穎而出,《覺醒年代》《叛逆者》《理想之城》等劇作的收視率名列前茅,成為國內觀眾競相關注的收視對象。在這個意義上,新主流影視作品的崛起與傳播,將個人情感、個人英雄性格塑造與國家主流文化、民族形象相互交融,以類型化的敘事話語承載家國想象和主流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講好中國故事,以一種獨特的影像魅力,建構與弘揚具有共享價值的人類共同體美學。
(作者為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電影工業(yè)體系發(fā)展研究”(項目編號:20ZD19)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尹鴻、梁君健:《新主流電影論:主流價值與主流市場的合流》,《現代傳播》,2018年7期。
②范志忠、于汐:《中國電影產業(yè)集群化發(fā)展的區(qū)域根植與跨地融合》,《當代電影》,2021年6期。
③范志忠:《〈紅海行動〉:主流電影創(chuàng)作的新標桿》,《中國電影報》,2018年3月21日。
④范志忠、劉清圓:《將宏大敘事轉化為互聯(lián)網時代的青春話語》,《文匯報》,2021年4月8日。
責編/銀冰瑤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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