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政治建軍原則進行了一系列探索與實踐，總結出黨指揮槍、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建軍原則。這一原則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建軍學說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其產生、發(fā)展及落實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fā)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準確理解這一重要論斷，對研究早期的黨史、軍史，把握黨指揮槍建軍原則在新時代的重要意義大有裨益。

【關鍵詞】土地革命 黨指揮槍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三灣改編 古田會議

【中圖分類號】D231 【文獻標識碼】A

三大起義時認識到“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和制度，發(fā)端于南昌起義，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明白這一建軍原則的極端重要性。然而由于革命形勢的復雜以及對黨和軍隊建設以及武裝斗爭經驗的缺乏，此時的黨對這一建軍原則進行了較有限的探索，在當時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發(fā)生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同志仍然堅持單方面的退讓，希望用這種方法來緩和國民革命陣營內的矛盾。同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召開，嚴肅批評了以陳獨秀同志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論斷。至此，早期共產黨人逐漸開始重視建立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八七會議后，中國共產黨組織了三次規(guī)模較大的起義且均建立了各自的總指揮機關，即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前敵委員會，廣州起義的革命軍事委員會。這三次起義是黨領導軍隊進行武裝斗爭的初步嘗試，然而均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除了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犯的錯誤外，起義部隊中黨的領導體制以及組織結構方面出現的問題也是重要原因，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導致了在部分起義部隊中“黨指揮槍”這一原則無法得到有效落實，這實際上就導致了黨的指揮權力不明確、不集中。以南昌起義為例，名義上各部隊都在南昌起義總前委的指揮下行動，實際上，據當時任“南昌暴動負軍事責任”的劉伯承同志來看，當時除了起義方案等重大事件由前委決定之外，“此次暴動軍事上之進行，事實上可以說誰不能指揮誰，完全是友誼的協商進行。有時協商已定，怠惰遲緩而并未按照實行，甚至貽誤事機亦不負紀律上的責任”，由此可以看出南昌起義總前委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深入掌握軍隊。

除此之外，軍隊黨組織的領導過于乏力也與當時軍部在組織上的獨立性有一定的關系，李立三同志后來在《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中對這段時期內的黨軍關系進行了描述，“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導都須完全經過軍部”，也就是說在這支起義部隊中黨軍關系是不正常的甚至是顛倒的。黨中央后來在1927年10月為起義失敗發(fā)布的通告中也深刻認識到“政治指導集中于黨是非常之重要”。

由此看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發(fā)現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要性，為了實現這一原則也進行了探索。但是這一原則在當時沒有也無法得到完全有效的落實，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想要更好地實現這一原則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灣改編時建立起“軍隊中自上而下的黨委制”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同志率領秋收起義剩余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在這里毛澤東同志和前委進行了黨史和軍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得以奠基。三灣改編的主要內容有：縮編，“整頓編制，縮師為團”，官兵自愿決定去留；建立士兵委員會并規(guī)定官兵平等，“支部建在連上，班、排有小組，連以上設置黨代表”；加強對部隊的思想教育。

通過在各級部隊中建立黨委制來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是三灣改編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作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同志一方面看到了部隊中存在的軍閥習氣和舊軍隊作風對實現黨指揮槍原則產生的不利影響，以及現實條件下對整支部隊進行思想教育的緊迫性，另一方面深刻吸取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失敗的教訓，深切認識到建立起完善的、自上而下的黨組織體系的重要性。由此，三灣改編建立了各級軍隊的黨委制，普通官兵發(fā)展黨員，班、排設立黨小組，連設置黨支部，這實際上成為了軍隊基層黨組織連接上級黨委的紐帶。同時在營、團一級設置黨委，總的領導權掌握在前委手中。這樣一來，黨在各級軍隊中均有了黨組織，部隊思想上的統一和純潔也有了保證，真正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具有嚴密組織結構且權責明確集中統一的黨的領導，克服了部隊原來在黨組織體系上存在的弊病。

軍隊中建立的黨委制彌補了起義部隊中黨組織體系方面出現的漏洞。經過三灣改編后的部隊雖人數有所減少，但思想上的統一性和純潔性大大提高，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在這支部隊中得到了真正的確立。而這種在各級建立黨委制的做法也得到了當時黨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國各地紅軍部隊中推廣。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步行動都要受到所謂共產國際制約的背景之下，這種對于完善黨組織結構、加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初步探索與實踐雖作為一種成功經驗在全國各地紅軍中推廣，但并沒有以制度的形式確定下來。

黨內爭論鞏固了“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

黨指揮槍這一建軍原則在確立過程中經歷了諸多挑戰(zhàn)，其中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紅四軍內發(fā)生的前委軍委之爭無疑是最典型的一次。在這場爭論中，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創(chuàng)建者、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成員的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黨軍關系上持有不同的觀點，而爭論的最終解決客觀上為這一原則的定型奠定了基礎。

這場爭論的焦點在于要不要設置軍事委員會、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的關系等問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當時形勢下前委的工作重心還是在軍隊，這樣就沒有必要設立軍委，否則機構就顯得重疊而不利于指揮作戰(zhàn)，強調所有管轄區(qū)域內工作完全為前委指揮，他認為諸如“一切工作歸支部”等觀點無異于企圖以個人領導取代黨的領導。而朱德同志則堅決擁護“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主張前委不能代替各級黨委的職權，不同意“黨管理一切”，否則就違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更有家長制及包辦制的傾向。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次大會最終改組了紅四軍前委，陳毅同志被選為前委書記。同年7月，由于敵情的變化，紅四軍前委緊急會議召開，這次會議決定派陳毅同志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陳毅同志到達上海后，就紅四軍情況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做了匯報。同年9月28日，由陳毅同志起草、周恩來同志審定的全稱為《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形成，史稱“九月來信”。這封信在總體上肯定毛澤東同志的觀點，作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做極端民主化的掩護”等指示，同時指出毛澤東同志仍應該任前委書記。

“九月來信”的發(fā)出對結束一年多來關于軍委前委的爭論起到了猶如定海神針的作用，也為后來古田會議的召開提供了方向。這封信件不僅統一了紅四軍前委的領導和全軍思想，也為黨的軍隊建設指明了方向，對黨指揮槍原則的落實更可謂是“拍了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持續(xù)一年多的爭論中，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以及陳毅同志等中共早期領導人都呈現出了作為一名無產階級領導人以及先進共產黨員博大的胸懷與氣度，他們的爭論并非路線之爭，而是充分體現了老一輩共產黨人對黨的忠誠，也體現出他們海納百川的胸懷。正是因此，此次爭論不但沒有損傷黨的團結，反而在客觀上促進了黨的領導體制機構的完善，增強了黨內團結和領導人之間的互相信任。

古田會議后落實“軍事必須服從服務于政治”

1929年10月底，陳毅同志攜審定通過后的“九月來信”回到紅四軍前委。同年12月28日，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史稱古田會議）在古田召開，大會重新選舉了紅四軍前委，毛澤東同志任前委書記。大會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決議批評了極端民主化與單純軍事觀點等錯誤思潮，規(guī)定在黨的活動中必須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指出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其任務絕不僅僅是打仗；在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的關系上，大會嚴肅批評了一段時間以來紅四軍內出現的以軍代政、代黨的錯誤傾向，明確了在任何時候軍事必須服從和服務于政治這一原則。決議案指出，“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于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思想如果發(fā)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強調全軍將士都要服從和維護黨的領導，這實際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等人民軍隊建設的原則，這些思想也構成了黨的無產階級建軍路線的根本內容。大會還強調要加強黨對軍隊思想領導工作，指出當前形勢下必須加強對部隊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確保黨在思想上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古田會議為持續(xù)一年多的軍委前委之爭劃上了句號，大會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使黨指揮槍原則在組織制度層面得到了落實。這次會議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肅清了當時紅四軍內存在的舊軍隊習氣及種種不正確的思潮，強調了黨的集權領導體制以及政治統率軍事的極端重要性，決議案為健全和發(fā)展部隊中的黨委制提供了理論和制度基礎，從根本上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要建立一支什么樣的軍隊這一問題，豐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建軍學說。至此，黨指揮槍這一建軍原則真正得以定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告訴我們，黨指揮槍是保持人民軍隊本質和宗旨的根本保障，這是我們黨在血與火的斗爭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21世紀的今天，世界和中國都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fā)展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發(fā)生了一系列歷史性變革，取得了眾多歷史性成就，強軍興軍開創(chuàng)新局面，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yōu)良的人民軍隊的強軍目標正在逐步實現；另一方面是因為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局部性沖突不斷，部分國家政權更迭頻繁，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此種形勢下，深入貫徹落實這一原則顯得尤為重要。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zhàn)略方針，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民軍隊在向世界一流軍隊邁進的過程中有科學的行動指引，才能確保強軍目標早日實現，使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擁有更加堅強的后盾和底氣。

（作者分別為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講師；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劉伯承：《劉伯承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③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

④《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⑤軍委政治工作部組織編：《習近平關于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選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

責編/鄧楚韻 美編/薛佳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