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基層治理網格化存在社會力量動員能力較弱、治理效能有待提升、治理效率較低、網格化治理的“智慧化”水平有待加強等問題。因此，需要從具體社區(qū)情況出發(fā)，因地制宜推動數字轉型；創(chuàng)新“社區(qū)為綜、網格為治”的治理模式；理順網格化治理過程中縱向部門間溝通的體制機制；建構基層網格工作人員的職業(yè)發(fā)展體系。

關鍵詞:基層治理 網格化 體制機制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當前基層網格化治理的問題與不足

管控為主，社會力量動員能力較弱。從本質上說，當前的網格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動員，將自上而下的控制鏈條延伸到更微觀的社區(qū)。網格如何劃分和管理？網格長和網格工作人員如何配置？網格工作的績效如何評價？等等。這些基本上還是基層政府主導，社會力量的參與度低、覆蓋面窄。這不僅大大降低了網格化治理的效率，同時也顯著增加了治理成本，缺乏可持續(xù)性。

治理機制不科學，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一是網格的劃分主要基于方便管理的角度，未能綜合考慮社區(qū)情況差異，無法適應日益多元化的基層治理需求。二是治理鏈條長，處置機制不完善，降低了治理效率。三是考核機制不完善，導致個別地方出現某些網格長為考核而考核，甚至出現為了完成考核而刻意制造問題并上報的個別現象。

網格治理主體能力不足，導致治理效率低。一方面，理想的基層網格應該成為“全科網格”，然而現實中的“全能社工”并不“全能”，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缺乏必要的專業(yè)能力。另一方面，現實中的網格工作人員在職業(yè)發(fā)展前景、工資收入、基本保障等方面，都與在編人員有著巨大差別，并且網格負責人在“條”上的晉升、轉正渠道狹窄，難以形成有效的激勵，直接導致網格工作人員流動性加大，再加上目前基層網格工作人員普遍學歷和職業(yè)能力偏低，發(fā)現、處理各類問題能力不足，很多治理隱患無法被及時發(fā)現，更遑論如何有效解決。

網格化治理的“智慧化”水平有待加強。一方面，基層政府開發(fā)的綜合治理信息系統(tǒng)許多是從方便領導的角度設計的，甚至有部分平臺是用來“看”的，缺乏實戰(zhàn)應用能力。另一方面，各層級、各部門數據資源未能有效整合，多平臺共存使基層網格工作人員疲于應付、且難以全面掌握。以杭州為例，市級層面搭建了“智慧社區(qū)”綜合信息平臺，同時區(qū)縣層面搭建了“平安365”“智連線平臺”等信息平臺，但在社區(qū)內部還建立了數量繁多的微信群，網格工作人員需要在不同平臺間來回切換、錄入重復的數據，技術無法真正賦能。

完善基層網格治理的建議

加快數字轉型，以科技為支撐實現智慧治理

數字技術是治理網格高效運轉的核心動力，它的運用能讓以往許多不可治理性問題變得有章可循、各方行動主體的治理能力得到強化、瞬間性的重要變化不再轉瞬流逝，是“智慧治理”的基石。為了實現“智慧治理”，政府層面需要破除信息壁壘，實現各信息系統(tǒng)間的數據和功能互通，全面匯集社會治理相關數據，為社會治理的數據匯集和智能應用打下基礎。如杭州市小河街道，運用現代科技破解“出店經營”難題，引入“云上網格”，形成了沿街商鋪互相監(jiān)督、社區(qū)指導監(jiān)督的共治模式，并實現了“7分自治、2分管理、1分執(zhí)法”的良好效果。以科技支撐的“互聯網+”網格治理，大大提高了群眾參與度、自治率和共治率，顯著降低了管理成本。據統(tǒng)計，治理模式創(chuàng)新以來小河街道的路面巡查人員減少了45%，“出店經營”事件下降了74%，游商經營事件的發(fā)生量更是下降了92％。

然而，在享受技術發(fā)展帶來的“治理紅利”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潛在風險。一方面，不同行動主體在信息汲取和掌控能力之間有著巨大差異，這將會造成其彼此間的數字鴻溝越來越大，數據利用能力漸趨分化，因此，在不斷強化科技支撐的基礎上，更應保障弱勢群體能夠充分享受“智慧治理”的發(fā)展成果。另一方面，不能忽視信息數據采集匯總過程中的合法性問題和數據安全問題，需要清楚地界定基層綜合信息指揮室（包括網格工作人員）可以采集到的信息的邊界，以盡可能避免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的泄露。

創(chuàng)新“社區(qū)為綜、網格為治”的治理模式

伴隨著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的不斷深化，社區(qū)居民異質化程度越來越高，高度同質化的社區(qū)治理模式顯然難以適應這一趨勢，因此要鼓勵社區(qū)因地制宜地開展創(chuàng)新活動。如寧波市戚家山街道創(chuàng)新了“1+1+N”的網格治理體系，即1名機關網格干部+1名社工網格員+N名網格骨干。在網格化治理的基礎上，該街道細化深化網格規(guī)劃，做大“N”自治圈，以40—50戶為單位，每個網格內根據地域又劃分了5—6個“微網格”，吸收黨員、能人成為微網格治理骨干力量，夯實微網格基礎。在治理過程中通過以“微網格”促進“微協(xié)商”，一般事項隨商、隨議、隨解，重大事項共同議事解決，特定事項根據內容類別專題議事。戚家山街道創(chuàng)新的“社區(qū)—網格—微網格—戶”四級基層治理模式有效促進了治理閉環(huán)的形成。

基層治理網格化不是造就一種靜態(tài)的治理型態(tài)，而是多元主體在網格內的協(xié)同共治。“社區(qū)為綜、網格為治”的治理模式，將相對異質的社區(qū)細分為同質化程度較高的“網格”，以應對日益復雜的社區(qū)治理情境。進一步地看，小河街道的案例說明，微網格與互聯網可以一起組成公開的“微治理”情境，所有的社會治理問題都顯現在一個完全公開透明的環(huán)境中，一方面社區(qū)網格工作人員能夠更有效地對接治理對象或相關部門，通過強大的網絡輿論氛圍，促使治理對象及時糾正自己的違規(guī)行為、相關部門及時“報道”并解決問題，并形成治理記憶；另一方面社區(qū)居民能夠主動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主動發(fā)現和解決社會問題，使得治理更加自主和多元。

提高網格化治理過程中各主體參與度

基層政府是基層治理中最主要的行動主體，但并不是機械的執(zhí)行者，有著自身相對獨立的利益訴求，過度的自主性很有可能導致治理活動偏離常規(guī)軌道而不受控制，但是過度的限制與制約又有可能矯枉過正，帶來治理僵化的危險。因此，在控制與自主的“鐘擺式”運動中，保留最低限度的基層自主性或許是緩解二者張力的可行方案，同時也有必要建立各項清單制度，明責定權。

如今，基層治理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依賴社會力量的參與。各級政府應更多地賦權基層、賦權社區(qū)、賦權社會，盡可能提供各類資源，創(chuàng)造條件，激勵社會力量融入到網格化治理體系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格局。此外，在吸收社會力量參與方面，既要頌揚社會力量的志愿精神，也要重視他們應有的物質和非物質的回報。

建構基層網格工作人員的職業(yè)發(fā)展體系

當前基層網格工作人員流動性大，而一支穩(wěn)定的、有著良好職業(yè)素養(yǎng)的網格工作隊伍是基層網格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破解網格治理主體能力不足的難題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方面，要建立網格工作人員的職業(yè)晉升通道，具體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依據網格工作人員（主要是網格的專職工作人員）的從業(yè)時間和業(yè)績建立一個職級晉升體系，職級與待遇掛鉤，或者制定一個基于工作年限的工資增長方案；二是給予優(yōu)秀的專職網格工作人員更多進入體制內的機會；三是對于網格中的志愿力量，應根據其參與時間和參與程度制定一個層次遞進的“榮譽稱號”獎勵體系。如新加坡就制定了完備的職業(yè)晉升體系和不斷遞進的榮譽獎勵方案，從長期服務獎章、公共服務獎章直到公共服務勛章。通過這些政策讓廣大專職網格工作人員“有盼頭”、網格志愿力量“有奔頭”，從而大大提高網格工作隊伍的穩(wěn)定性和工作積極性。

另一方面，要加強網格工作人員的培訓，提升其職業(yè)能力。“全科網格”需要能力全面的網格工作人員，當前的網格工作隊伍難以完全勝任這樣的治理要求，因此，建立一個網格工作人員定期與不定期相結合的職業(yè)技能培訓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專家】

責編：王茂磊 / 賀勝蘭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chuàng)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