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聯網技術和平臺強勢入駐信息場域，使得媒介融合成為必然之勢。技術是引起這場融合的邏輯起點和根本動因，而市場和政府力量的推動則是融合得以加速進行的助推劑。融合的本質則是互聯網媒介與舊媒介之間不同媒介形態(tài)演進之過渡。從全球視野的范圍內考察媒介融合的進程，其實踐結果是并無理想化的模式出現，且融合程度和質量參差不齊，從根本上來講，是因為攜帶舊媒介基因的媒體人尚未掌握互聯網媒介賦權之實質。以數據為基礎，以下放權力支持用戶在媒介場域的活躍為原則，搭配適合的硬件終端的“智媒生態(tài)圈”將是本次媒介融合的最終可能歸宿。
【關鍵詞】媒介融合 新舊媒介 互聯網 大數據 智能媒體
【中圖分類號】G0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3.006
互聯網剛剛出現之時，并未在媒體界引起多大波瀾，承載粗鄙、簡陋信息的互聯網媒介還曾一度遭到精耕細作的報紙、廣播和電視媒介新聞從業(yè)者的鄙夷。盡管如此，在我國最早門戶網站轉載傳統(tǒng)媒體新聞的行為還是為傳統(tǒng)媒體新聞從業(yè)者所擁抱的，因為網絡幫他們傳播了新聞、提升了媒體名氣，名氣的提升反過來導流到傳統(tǒng)媒體本身，增加其銷售量、收聽率、收視率。這與廣播媒介出現之時，廣播與報紙兩者之間的關系何其相似。廣播媒介剛剛出現之時，報紙是認可廣播播報報紙新聞的行為的，認為這一方面可以提升新聞被采用的媒體的名氣；另一方面這種名氣的提升可以反過來導流報紙媒體，提高報紙的發(fā)行量。不過，這種蜜月期是短暫的。歷史上，隨著廣播的發(fā)展，媒介的影響力逐漸提升，甚至到了與報紙媒介搶奪市場份額、給報紙媒介市場帶來沖擊的地步，這時廣播對報紙新聞的隨意采用開始引發(fā)報紙新聞業(yè)者的不滿，經歷沖突與調和，最終重新劃分了新聞信息的市場份額?；ヂ摼W媒介（或稱數字媒介）與傳統(tǒng)媒介（報紙、廣播、電視）關系的發(fā)展與歷史上“報紙—廣播”之間關系的不同之處是，互聯網媒介包含了更多的可能性，除了數字媒介本身的優(yōu)勢外，還兼具傳統(tǒng)媒介的幾乎所有功能，它將之前不同媒介的細分市場全部收歸麾下，來勢洶涌地參與當下的媒介競爭。
現實的情況是，訴諸單一細分市場與只具有某一媒介特長的傳統(tǒng)媒介招架不住“全能型”互聯網媒介的沖擊。從發(fā)行量、收聽率、收視率指標來看，除廣播憑借交通臺還能維持在一定水平之外，其余都呈“斷崖式”下滑態(tài)勢；從媒體收入來看，傳統(tǒng)媒介帶來的收益與其“黃金時代”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而獲得大眾認可的互聯網媒介卻在不斷生產財富；從人員流動來看，曾經誓死堅守傳統(tǒng)媒介的人在發(fā)表完悲情感言后，紛紛走進互聯網媒介體制，情懷明顯被現實擊?。怀酥膺€有很多方面，在此不一一贅述。
新聞業(yè)將走向何方？前方是“黃昏”還是“黎明”？經過業(yè)界和學界在實踐與學理層面的探討，我們認為，新媒介對舊媒介的確造成沖擊，但“改變也意味著機遇”[1]，媒介融合重構了媒介生態(tài)場域，它賦予更多人表達、參與的權利，也給專業(yè)新聞從業(yè)者帶來更多的可能，事實也證明國內外的媒介融合實踐確實給新聞業(yè)帶來了諸多生機。
本文將就媒介融合這一命題進行初步探討。首先從現實情境考察“融合”的邏輯起點；進而探討形態(tài)融合背后媒介演變、興衰替代之實質；其次在理清融合緣起及本質的基礎上，回顧全球視野下的媒介融合嘗試；最后對媒介融合的最終可能歸宿——智媒生態(tài)圈——作一初步的預測與闡釋。
媒介融合“邏輯起點”探究：技術、市場和政治的三重驅動
媒介融合的“邏輯起點”，也可以說是“融合”發(fā)生的背景或“融合”推進的動因。這無疑首先要追溯技術的作用，因為當下融合主要“源于通信行業(yè)以及媒體內容生產和傳播的所有階段向通用數字技術的轉移”[2]；主要內容即是“互聯網+”，它使得過去主要依靠傳統(tǒng)媒介進行新聞生產實踐的媒體融入互聯網媒介，轉換新聞實踐主戰(zhàn)場，并適應其運行邏輯。Dwyer認為，融合是媒體公司采用和適應新技術的過程，這決定了媒體行業(yè)及其實踐。[3]新媒介公司對新技術的采用和推廣，一面引領著新形勢的媒介實踐，另一面也通過對“用戶”市場競爭和擠壓倒逼傳統(tǒng)媒體積極引進技術、融入技術。
這就引出推動媒介融合的第二大因素，“市場”。媒體本身除了具有公共事業(yè)屬性外，還具有商業(yè)屬性，如美國在“美聯社全國勞動關系委員會案”中，最高法院就于1937年作出了“美聯社的商業(yè)運作不能因其是新聞機構而不受約束”的決議[4]。既然是商業(yè)，就既要追求影響力，又要追求商業(yè)利益。對于媒體這一特殊行業(yè)而言，其商業(yè)利益主要來自于其影響力，沒有影響力，無論是發(fā)行、廣告還是周邊產品的開發(fā)都無從談起?；ヂ摼W媒介從與傳統(tǒng)媒介爭奪影響力開始，然后進一步將影響力轉化為市場效益，市場效益反過來又推進互聯網媒介的做大做強，最終形成與傳統(tǒng)媒介的利益爭奪。從這個意義上講，受到“影響力”和“市場”雙重萎縮打擊的依靠傳統(tǒng)媒介的媒體也不得不主動進行融合。從媒體組織架構來講，融合除了是為影響力和市場作出的努力外，同時也“影響著媒體工作以及媒體公司的運營和結構”[5]，畢竟互聯網以無限的容量為媒介經營模式多樣化的發(fā)展提供了可能空間，但傳統(tǒng)廣告模式依然存在；且內容也能直接實現變現，如依靠獨家數據提供專業(yè)報告以及相關政策建議等，這一方面的輿情分析比較突出；還有依靠內容影響力開展周邊服務，通過服務獲取利益，也是當下諸多媒體嘗試盈利生存的方式之一，有的聯合商業(yè)公司賣產品，有的延伸產業(yè)鏈發(fā)展文化產業(yè)，等等。
除了技術和市場這兩個全球通行的媒介融合動因外，在中國，具有我們本土特色的政府的頂層推動也是一個動因。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媒體融合問題曾談到，“如果我們黨過不了互聯網和新興媒體這一關，可能就過不了長期執(zhí)政這一關”。因此，觀之中國，在傳統(tǒng)媒介影響式微，主流媒體又不能完全適應新媒介發(fā)展及其運行邏輯的情況下，政府若想繼續(xù)掌握輿論的引導權，繼續(xù)將媒介作為工具服務于國家體系建設，那么以政府為主導、推動媒介融合也就成了必然。事實也正是如此，近幾年國家層面每年都有關于媒介融合的新政策、新指示，以國家為主導的推動媒介融合的步伐從未停止，大部制整合、縣級融媒體建設等無不體現政府的重視。
當然，這是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們主要探討技術、市場和政治三大驅動力，除此以外，宏觀層面還包括人文、社會等其他方面的影響因素，至于中觀和微觀，還有更多可探討的影響因素，比如互聯網媒介勾連了老年群體與青年一代，讓代溝得到彌合等，在這里我們就不一一探究了?？偠灾?，這場媒介融合是以技術為發(fā)端，用戶信息接收與傳遞主場轉移后，市場和政治力量緊隨其后，加入互聯網媒介場域的一次媒介格局再調整。
媒介融合的實質：“新舊媒介”交替融合的“過渡”
我們認為，當下媒介融合的實質，就是“新舊媒介”交替融合的“過渡”，或者進一步說，是“新媒介”對“舊媒介”的逐步統(tǒng)合。“媒介”不同于“媒體”，“媒介”單純指的是通信的“工具形式”，而“媒體”則是包括通信工具在內的，還有專門從事新聞實踐的人的一套完整的組織架構。這里所說的“新媒介”對“舊媒介”的統(tǒng)合并不意味著“新媒體”實體對“傳統(tǒng)媒體”實體的收編，媒體機構或媒體公司之間的整合還涉及更多經濟、政策等方面的問題。也就是說，目前主要依靠“舊媒介”發(fā)揮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在“過渡期”完成新舊媒介的交替融合之后，依然能夠在互聯網媒介大潮中恢復其影響力，進而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
至于作出這一判斷的理由，筆者擬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闡述。首先是表層的媒介外顯特征角度。傳統(tǒng)時代，報紙、廣播、電視等不同媒介各有其特征，且相互之間是互為補充而非相互取代的關系，如報紙以深度取勝、電視以聲光電結合的動態(tài)視頻取勝等，因此，傳統(tǒng)媒介之間的內容、用戶、市場既存在重合，也存在差異，它們通過分別訴諸用戶不同的媒介需求，最終達成一種平衡。但是，互聯網媒介的出現則打破了這種平衡，舊媒介所具有的特征和能夠提供的服務，互聯網媒介都可以實現和滿足。除此之外，互聯網媒介還實現了不同媒介形態(tài)的“跨界組合”，如一篇文字報道在報紙媒介上只能配靜止圖片，而在互聯網媒介上則可以配動態(tài)圖、音頻及視頻等，文字也動了起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一種傳統(tǒng)媒介，無論是報紙、廣播還是電視，都不太可能實現對互聯網媒介的收編，舊媒介涵蓋范圍的局限性決定了其必然被互聯網媒介整合重組。對照現實也是如此，報紙推出網絡版，廣播開始搭建互聯網媒介上的新平臺，電視內容或完整或被拆解地放置于互聯網媒介終端，從舊媒介角度來看它們在“融合”互聯網媒介，將其納入自己領地之內，但從互聯網媒介角度來看，則恰恰相反，互聯網媒介的觸角已經深入到幾乎所有的舊媒介當中，并進一步在舊媒介中內容的哺育下茁壯成長。除此之外，互聯網媒介還發(fā)展了比舊媒介更豐富多彩的傳播形式、傳播手段。
其次是從深層次的權力關系轉變角度來審視。媒介的變遷不僅僅是傳播和承載信息工具的改變，而且是附加于媒介上的權力的轉移。當下互聯網媒介上所發(fā)生的，正是媒介參與權從壟斷精英到普羅大眾的一次下放和轉移。傳統(tǒng)媒介（舊媒介）形態(tài)的特征決定了它被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普羅大眾處于信息接受的末端，對上游的傳播過程幾乎無法參與，用戶的需要不是由自己決定，而是由編輯決定，把關人依照其“專業(yè)”的判斷來決定我們“需要什么”，媒介對于用戶來說，是高高在上的存在。盡管舊媒介的新聞從業(yè)人員也強調要關注所有用戶，但事實證明美好的情懷對媒介環(huán)境狀態(tài)的改善是十分有限的。到了互聯網媒介階段，問題則被大大改善。首先從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來講，等級的差異被降低，無論是專業(yè)新聞業(yè)者的信息內容，還是個體的信息發(fā)布，彼此之間并無明確高低的劃分，每個主體都是互聯網媒介上的一個信息結點，并且只要這個結點能與其他結點產生連接，其影響力就會被發(fā)揮擴散出去。其次從傳播鏈條上來講，“數字化改變了新聞的產生、消費和傳播方式”[6]，每個傳播環(huán)節(jié)也一改以往的縱向形態(tài)，它在互聯網媒介下被攤平，每個環(huán)節(jié)都能夠實現用戶的參與、反饋和交互，并通過一個個小的鏈條最終織成一張覆蓋整個信息領域的復雜網絡。另外，我們的信息接收內容也不再被決定，我們可以主動選擇、接受及生產。因此，在互聯網媒介賦權視域下來看，廣大民眾對互聯網媒介的選擇也是必然的。當然，與此同時，舊媒介希冀通過整合網絡媒介進而加強其壟斷權和控制權的期待也必然落空，互聯網媒介對舊媒介的整合、替代和重組也就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趨勢。
當下中西方的媒介融合嘗試
當下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媒介融合嘗試頗多，雖然其中不乏失敗的案例，但需要肯定的是這些媒介融合嘗試都取得過一定成就。然而盡管如此，取得完全的成功，從各個方面都適應互聯網媒介，重新整合媒體內各媒介的相互關系，并且可供其他媒體進行媒介融合借鑒的案例似乎還未曾出現。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直接以互聯網媒介起家的媒體的繁榮發(fā)展。究其根本，就是停留于“合”的表面，卻并沒有真正“融”進互聯網場域，沒有掌握互聯網邏輯。
首先，最初級也是最基本的“媒介融合”，就是采用“新技術”。傳統(tǒng)媒介紛紛推出自己的網站和網絡版，將傳統(tǒng)媒介的內容搬到互聯網媒介上，基本不考慮媒介差異帶來用戶對新聞產品期待的差異，期望以此維持住自我媒介的影響力，卻沒有想到，網站和網絡版的分流不但沒有將用戶導流回舊媒介，反而加劇了舊媒介用戶的流失。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依托舊媒介的媒體網站雖不屬于某一家門戶網站或新媒體公司，但網絡媒介本身吸收了更多的內容，造成了用戶對網絡媒介的愈加依賴和對傳統(tǒng)媒介形式的逐漸摒棄。究其實質，就是企圖以小吞大終究不能成功，所有舊媒介的整合嘗試都被劃歸為網絡媒介吸納舊媒介的一部分。對于依托網絡建立起來的付費墻，也沒能在媒介融合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衛(wèi)報》等實施付費墻（包括中國傳統(tǒng)媒介實施付費墻）之后，其反響平平，其盈利數量級和影響力數量級都沒有達到讓這些傳統(tǒng)媒介加入其中就能再次輝煌的地步。
其次，媒體合并重組，是希望通過不同媒體間及旗下媒介的優(yōu)勢互補，形成新的強勢力量。比如，有廣播臺和電視臺的合并，也有報紙和網站的并購等。這種組合無非是想達到“1+1＞2”的效果，但這種物理組合到底能不能引起內部的化合反應，達到相融交織？美國在線（AOL）曾經收購了時代華納（Time Warner），如今人們普遍認為，那是在追求融合方面的一次錯誤嘗試。加拿大最大的媒介公司貝爾（Bell Canada Enterprises，BCE）擁有加拿大貝爾（加拿大最大的電話公司）、加拿大最大的私人電視網絡CTV、加拿大最大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Sympatico、加拿大發(fā)行量最大的全國性新聞報紙《環(huán)球郵報》、ExpressVu衛(wèi)星電視服務和一些有線電視頻道。在2001年11月的《貝爾新聞》中，BCE的首席執(zhí)行官Jean Monty解釋了BCE所認為的融合的含義：首先，融合描述了內容是如何分發(fā)到幾種媒體上的。比如說，從TSN到Sympatico Lycos到《環(huán)球郵報》。其次，廣告客戶現在可以使用更多平臺——網站、電子郵件、電視和印刷品——來接觸特定的受眾。BCE的所有“融合舉措”都包括通過其他BCE公司擁有的多個媒體渠道銷售一些BCE公司生產的內容。將其稱為“融合”可能會讓它聽起來既新奇又令人興奮，但這只是垂直整合——這是媒體公司幾十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而這樣的融合并沒有阻止社交媒體的沖擊所帶來的衰落。
再次，傳統(tǒng)媒體主動入駐當下互聯網媒介平臺，并致力于新聞產品的改造升級，使之更加符合互聯網情境下的用戶接受習慣，如Facebook、Twitter上的媒體賬號，微信、微博、今日頭條等上的媒體公號等。新聞產品形式也更加多元，出現H5、數據新聞、動漫新聞、游戲新聞、VR/AR新聞等各種形式。但實踐下來看，以上嘗試也存在諸多問題，如入駐互聯網媒介平臺，充實了互聯網媒介內容，卻對媒體本身的反哺有限；花樣翻新的新聞形式得到用戶追捧，并時常能夠引爆熱點，但制作周期相對較長，難以實現常規(guī)生產，只能是在事件面前“火”一下，然后就又歸于平淡。在這種淡化內容生產主體名望、每一個信息源都作為一個結點的互聯網媒介情境下，傳統(tǒng)媒體期待的達到持續(xù)影響力的幾率也愈加渺茫。
歸結以上舊媒介融合嘗試不溫不火的原因，即是目前所進行的媒介融合嘗試都是停留在物理層面，沒有深刻理解物理整合層面背后的融合運行規(guī)律。一方面抱有只要搭上互聯網媒介的邊兒，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的僥幸心理；另一方面總舍不得像新生的互聯網媒介一樣下放手中的權力，支持用戶在新媒介場域下的歡鬧，堅持媒體本位的路線，總是希望以教化引領的姿態(tài)出現在互聯網媒介場景中。
若是能轉換視野，認識到“+互聯網”不等于“互聯網+”，同時重新進行自我定位，以支持、鼓勵用戶的媒介參與、媒介表達，先下放權力，通過媒體所特有的媒介場域聚合起諸多用戶，在此基礎上再發(fā)揮其影響力，結果可能會理想得多。簡言之，就是一個與舊媒介思維相逆的過程，以權力的下放獲取更大的權力。觀之互聯網媒介對舊媒介的成功整合，就可以發(fā)現這一規(guī)律的適用性和可行性，因此媒介融合的最終歸宿應該走向“智媒”時代。
媒介融合的可能歸宿：智媒生態(tài)圈的構建
實際上，我們目前的媒介生態(tài)已完全建立在數據的基礎之上。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系統(tǒng)復雜性呈指數級增長的時代，存儲在數據倉庫中的人類數字數據每40個月翻一番，這就是大數據時代。[7]大數據貫穿互聯網媒介傳播鏈條的始終，從內容生產到個性化推送，再到用戶反饋，以及媒體實現從影響力到利潤的轉化。“內容融合生產”“內容分發(fā)”“盈利”這幾個關鍵的節(jié)點始終是媒體生存和發(fā)展中最為重要的，同時也是在以往的媒介融合進程中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而以數據為核心的智能媒體或將是解決問題的終極突破口。
數據獲取方面，從目前來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互聯網媒介平臺的搭建，它通過用戶對平臺的使用來收集數據，無論是具有較強社交性質的Facebook、Twitter、微信、抖音等，還是具有較強資訊性質的頭條、一點；一類是致力于推送系統(tǒng)開發(fā)建設的移動大數據服務商，如“個推”“極光”等，雖然這類服務商沒有平臺，但是通過幫助各大APP實現精準推送，他們可獲得這些移動APP使用者的個人數據，且相較于平臺“只知自己而不知他人”，他們可以實現跨平臺的數據收集，因此數據量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數據并非相互獨立、零散不成體系，每一組數據可以落實到一個具體的人上，且彼此之間通過人際關系或主題等連接產生聯系，通過這些數據，我們不僅能夠知道用戶喜歡什么，還能知道是誰喜歡什么及他的慣常行為和微小關系網絡，甚至還能知道他為什么喜歡。“劍橋分析事件”雖然是負面的案例，但是也很好地詮釋了這一問題。從這一角度來看，當下傳統(tǒng)媒體所進行的融合都還沒有上升到“智媒”的階段，當然，傳統(tǒng)媒體通過互聯網收集起來的數據基本只能夠回答用戶喜歡什么的問題，至于誰喜歡、為什么喜歡都不得而知。這也是舊媒介整合新媒介難以實現，但新的互聯網媒介整合舊媒介卻能較好服務于用戶的原因之一。
有人說，我們正處于一種新的科學——“社會物理學”——出現的黎明，它將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自動分析通過我們的移動設備和其他在線平臺持續(xù)進行的數十億微社交活動。這些微社交以數字格式記錄并存儲在無限的數據筒倉中。記錄的數據涵蓋了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這種對社會活動的新分析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類的聯系，并將在“萌芽”階段確定新的社會和生態(tài)趨勢。[8]其實，以上種種歸結起來無非就是數據使用的問題。對于媒體來說，大致有三個方面的應用，即內容生產、內容分發(fā)以及最終盈利。
在內容生產方面，有“計算新聞或機器人新聞”。一方面，“集中于如何利用計算機進行信息檢索和數據挖掘過程，從結構化和非結構化隨機數據的數據豎井中發(fā)現新知識”[9]；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算法正在被合成，它可以在幾分之一秒內將數據分析（數據挖掘）從數據豎井中獲得的事實和新見解轉換成可讀的故事。已經有一些商業(yè)公司開發(fā)了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在沒有人工參與的情況下撰寫大量新聞報道，這些算法可以調整故事的基調和敘事結構，以適應其受眾的特點。據估計，在5～10年內，大多數新聞報道將由機器人撰寫。伴隨著輔助機器人新聞，在數據挖掘方面還有語音助手、敘事學軟件開發(fā)及自動洞察功能的輔助，等等。
在內容分發(fā)方面，個性化精準推送已經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應用。人工智能算法將用于所有媒體平臺內容的自動分析和標簽：文本、視頻、音頻和圖片。當然，還有對用戶的標簽描述，越是精確，越能夠滿足用戶的精準需求。至此，媒體與用戶的關系也發(fā)生改變，媒體給什么，用戶接受什么的時代已經過去，當下是用戶需要什么，媒體就提供什么，并且還與用戶平等參與信息增值的過程。鑒于此，《紐約時報》出版人阿瑟·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在被問到如果有了“后見之明”，會在數字轉型中采取什么不同的行動時，答到會雇傭更多的工程師。[10]
在盈利方面，人工智能算法將用于媒體消費語境的自動分析和標簽：社會、地點、消費者情緒和節(jié)目情緒。它將被用于為消費者創(chuàng)建一個全面的社會DNA，以實現內容的自動行為目標，并基于他們全面的數字資料向他們投放廣告。[11]此外，“就是將產品和服務的生產企業(yè)的銷售需要和產品特性加以積累、分析，以此掌握企業(yè)的營銷傳播需要，以及其銷售需要”[12]。
圍繞數據獲取和數據開發(fā)出來的內容及內容的分發(fā)還需有終端接收，具有強互聯網媒介性質的智能手機等移動終端自不必言，此外還有互聯網媒介整合的傳統(tǒng)媒介，典型的如智能電視、互聯網電視、智能音響等。在形態(tài)上，它們延續(xù)著傳統(tǒng)媒介的形式，但在本質上，卻攜帶的是互聯網絡的基因。作為到達用戶端的觸角，其完全是在互聯網情境下以用戶為中心的思維搭建起來的。選擇權與參與權都掌握在用戶手中。至此，智能媒體生態(tài)圈也就完成了從數據到軟件到硬件的全方位構建。用戶快捷、自主享受互聯網媒介帶來的一切便利，互聯網媒介則通過下放權力、對用戶的服務，幫助用戶搭建每一個信息結點的微觀信息發(fā)布、參與的權力場域而聚合其更大的影響力。自然，“智媒生態(tài)圈”也就成了當下媒介融合的最終可能歸宿。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中心科研項目“習近平輿論思想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RMXY2016A003；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趙國寧、碩士研究生李開顏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Picard R., "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2016, 15(1), pp. 500-510.
[2]Doyle, G., Understanding Media Economics, 2nd Ed, London: Sage, 2013.
[3]Dwyer, Tim, Media Convergence, 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0.
[4]趙云澤、趙國寧：《“理想”和“技術”哪個更讓新聞業(yè)負責任？——兼論中國新聞實踐中對美國“社會責任論”的批判借鑒》，《新聞界》，2018年第9期，第28～33頁。
[5]Erdal, Ivar John, "Researching Media Convergence and Crossmedia News Production", Nordicom Review, 2007, 28(2), pp. 51-61.
[6]Latar N L., "The Robot Journalist in the Age of Social Physics: The End of Human Journalism?", The New World of Transitioned Media,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pp. 65-80.
[7]Gordon, Rich, "The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of Convergence", In Digital Journalism: Emerging Media and Changing Horizons of Journalism, in Kevin Kawamato (eds.), U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57-75.
[8]"Reinventing Society in the Wake of Big Data, A Conversation with Alex (Sandy) Pentland", Edge, Aug. 30, 2012.
[9]Meyer, Philip., Precision Journalism: A Reporter's Introductions to Social Science Methods, 4th E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10]Doctor, Ken, "The newsonomics of 'Little Data', data scientists and conversion specialists", Nieman Journalism Lab, Oct. 17, 2013.
[11]LemelshtrichLatar, N., "Personal Psycho-Social Web-Derived DNA & Socio-Cybernetic Decision-Making", Burda Center for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s Publication, ICA New Orleans paper, 2004.
[12]宋建武、陳璐穎：《如何打造新型主流媒體——我國主流媒體集團的融合轉型之路》，《新聞與寫作》，2016年第9期，第18～21頁。
責 編／刁 娜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Essence and Possible Result of Media Integration
Zhao Yunze
Abstract: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is deeply applied to the information field, making media integration an inevitable trend. Technology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is integration, while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can help to accelerate it. Essentially, the integration is a transitional link of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Internet media and the old media.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media fus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 is that there will be no ideal models, and the degree and quality of integration is varied. Fundamentally, media fusion means that the media people who carry the old media genes have failed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the empowering Internet-based media. This round of media integration will probably end up with being based on the data,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delegating powers to increase user activity in the media field and creating an "intelligent media eco-system" equipped with suitable hardware terminals.
Keywords: media integration, old and new media, Internet, big data, intelligent media
趙云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新聞史學會黨報黨刊研究委員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新聞傳播史論、新媒體傳播。主要著作有《A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作為政治的傳播》《中國社會轉型焦慮與互聯網倫理》《跨媒體傳播基礎教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