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播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任重而道遠。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者應當向著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傳遞向善向上的中國價值觀,使我們的電影作品能夠溫潤心靈、啟迪心智,以獨特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鼓舞人。
【關鍵詞】電影美學 影視文化 情理交融 【中圖分類號】J992 【文獻標識碼】A
電影創(chuàng)作要溫潤心靈、啟迪心智,以獨特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鼓舞人
隨著我國在電影領域不斷取得輝煌成就,以及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發(fā)揮出重要作用,外國民眾了解中國文化的意愿日益強烈。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由于受西方某些別有用心的勢力長期對我國妖魔化宣傳的影響,以及我們在傳播中華文化方面的被動和偏差,國外許多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知還十分有限,甚至存在一些誤讀。再加上電影的標簽化現象仍然一定程度地存在,使得一部分西方青少年僅僅知道中國有長城,有“會功夫的熊貓”,還有一個孔子學院,而對于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他們卻像霧里看花,模糊不清。
造成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不利和產生誤讀的原因,與我們的電影創(chuàng)作滯后和創(chuàng)新能力不強有直接關系。一方面,我們的電影創(chuàng)作者長期以來沒有徹底擺脫“主題先行論”和“題材決定論”的觀念影響,創(chuàng)作生產的文藝作品帶有明顯的功利意識和宣傳色彩,總是要“以理服人”而不能“以情動人”,缺少一定的美學價值取向,造成了對外文化交流的障礙。另一方面,個別電影藝術家盲目以洋為尊、以洋為美,抑或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以西方的審美尺度剪裁自己的作品;抑或模仿一些極端的創(chuàng)作方法,揭露社會陰暗面、描寫中國人的愚昧落后和丑陋行徑以博人眼球。雖然有些這樣的作品在國外獲獎,但卻對中華優(yōu)秀文化和國人的文化心理造成了傷害。有的電影創(chuàng)作者在走出國門對外交流時,甚至美丑不分、善惡不辨,以低級趣味嘲笑弱勢群體的不當方式來取悅觀眾,受到國外民眾的鄙視。
中國電影的長久發(fā)展,需要遵循中華傳統(tǒng)美學理念,弘揚時代精神,傳遞真善美的思想和向善向上的中國價值觀。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要追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形神兼?zhèn)洹⒁饩成钸h的中華美學風范,使我們的電影作品能夠溫潤心靈、啟迪心智,以獨特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鼓舞人。
中國故事要表現中國精神、中國力量,順天理、合民意
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明末清初文學家、戲曲家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予謂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合人情”,二者均道出了文藝作品最本質的功能不是用大道理教育人,而是要以情感人、以情動人。凡是深受國外民眾喜愛和廣為流傳的中國電影作品,都是充滿人間真情,表現大愛、大善和正義的生動故事。當然,能夠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具有永恒魅力的優(yōu)秀作品,依靠的不僅僅是故事本身,還要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如法國文豪巴爾扎克所言:“一個作品,不僅僅要寫出事件人物和他的故事,還要對事件思索,發(fā)掘出事件背后的深刻含義。”
凡是能夠經久流傳的文藝作品,都會在演繹人間真情故事的同時展現出理性的光芒。中國電影美學中所言之“理”,不是“高臺教化”講道理,而是動人情節(jié)的本身所蘊含的一種正道——天理、公理和情理。天理是不可違背的法則,公理是社會公認的規(guī)矩,情理則是世道人心。好故事要合情合理,更要情理交融。正如湯顯祖的《牡丹亭》在謳歌杜麗娘和柳夢梅至死不渝之愛情的同時,也對“滅人欲”的封建理學進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中國故事要表現中國精神、中國力量,其最本質的“理”是順天理、合民意,是大道自然、天人合一,而不應是魯迅先生批評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
中國電影要向著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展現特殊的詩情和意境
談“情”說“理”的最終目的,是要探討如何面對世界、面向未來,通過電影講好中國故事,把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等美學精神與人類文化相融合。實現這個藝術理想最關鍵的,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提出的融入世界文化的“十六字箴言”,精辟概括了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尊重差異,如何以鮮明的民族特色豐富世界文化,推動人類文明的大繁榮和大發(fā)展。
值得深思的是,當人類命運共同體向我們敞開懷抱之時,我們的電影藝術水平還有待提升。在西方無孔不入的電影文化滲透和強勢來襲的文化貿易競爭中,一些人還存在著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兩種傾向。當西方的文藝創(chuàng)作生產者和文化產業(yè)公司拿去了我們的故事和素材,制作出了文化產品銷往全世界的時候,我們中的一些人卻在效美哈韓、娛樂至上,生產出了不少文化垃圾。美國迪斯尼公司用我們南北朝時期的民歌《木蘭辭》(在音樂文學分類中也叫故事歌)制作成卡通片,受到了全世界觀眾的喜愛,收獲了出乎意料的經濟回報。而與此同時,在我們的傳媒語境中卻出現了惡搞花木蘭的多個版本。
為什么外國人能夠從短短的60多句、僅300余字的民間故事歌里看到花木蘭替父從軍的“孝”,看到了她女扮男裝征戰(zhàn)疆場的“勇”,看到了她立下戰(zhàn)功而辭官不做的“美”和“善”,而我們的一些網民卻在津津樂道地談論為什么那些與花木蘭并肩作戰(zhàn)十二載的男人們,竟然沒有發(fā)現她是女人?對于那些藐視經典、消解崇高、歪曲現實、丑化英雄的不良風氣,我們絕不可以熟視無睹,并且要花大氣力進行價值引領。否則,在世界文化大發(fā)展的格局中,我們只能看著別人的美,而講不好中國自己的故事。
講好中國故事,任重而道遠。文藝工作者要堅守藝術理想,將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作為遠大追求,讓目光再廣闊一些、再深遠一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向進發(fā),向著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創(chuàng)造出豐富多樣的中國故事、中國形象、中國旋律,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展現特殊的詩情和意境。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副主席,國家一級編?。?/p>
【參考文獻】
①虞吉:《中國電影史》,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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