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

2014年，中國就成為資本凈輸出國，這是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鼓勵中國企業(yè)“走出去”的成果。“走出去”的方式多種多樣，直接投資、間接投資都是可選擇項。近年來，中國企業(yè)掀起了跨境并購潮。不少人將此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企業(yè)的海外收購相提并論。誠然，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與作為發(fā)達國家的日本有較大的發(fā)展差距，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大，跨境并購潮還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

中國企業(yè)跨境并購還處于初始發(fā)展階段，肯定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其中不乏有些并購決策不符合企業(yè)自身發(fā)展需要的案例。但是，只要決策是企業(yè)作出的，企業(yè)就應有能力承擔相應的責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用只能是引導性的。最近，這個問題又引起了關注，是因為這樣的境外并購有些并不是真實的，而是以并購之名行資產轉移之實。有些企業(yè)利用國家鼓勵“走出去”的政策，將資產轉移到海外，或為逃避本應繳納的稅款，或旨在轉移贓款。

資產的海外轉移并非始于近日。在人民幣升值預期較高時，海外資本紛紛涌入，這進一步推高了人民幣匯率。兩年前，“811”匯改加快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這本來是大勢所趨，但是，正好在那個時間段，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加。不僅僅是境外流入的資本想方設法逃走，而且就連境內的一些資本也在設法流出，一些資產轉換方式后也加入了資本外逃的行列。資產的海外轉移不限于企業(yè)，一些高凈值個人也在此列。

資產的海外轉移方式多種多樣，不僅僅限于跨境并購。虛構進口貿易或者交易金額虛高的進口貿易，同樣可以向海外轉移資產。一些本來應該匯回國內的資金滯留海外，也是一種資產的轉移方式。購買境外保單、設立影子公司或干脆直接攜帶現(xiàn)金出境等各種方式，也能做到以所謂“合法的”方式向海外轉移資產。甚至于，在海外通過自動柜員機刷卡取現(xiàn)也進入了某些人轉移資產方式的選擇項。此外，地下錢莊也是往海外轉移資產的重要媒介。

讓外匯儲備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是人民幣匯率穩(wěn)定的需要，是防范金融風險之所需。外匯儲備最優(yōu)儲量本來不需要那么多。維持三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有代價的。但是，這個過渡需要一個過程。在預期對于人民幣匯率水平來說是更為重要的因素的條件下，保持外匯儲備穩(wěn)定的意義就非同尋常。改革開放到了新階段，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全球治理體系正在重塑，中國需要在新規(guī)則的制定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更加公平的世界貿易與投資規(guī)則，是新的全球治理體系建設應該致力于實現(xiàn)的目標。資產的海外轉移涉及到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只有國際合作才可能真正地發(fā)現(xiàn)問題，并為解決問題找到出路。

美國的“肥貓法”（FATCA，即《海外賬戶稅收遵從法》）早在2014年7月1日就開始實施。據(jù)此，符合條件的美國人（包括稅收居民）必須誠實申報海外所得者，否則會受到處罰，而且，外國金融機構自2014年起必須向美國國內收入署提供“美國稅收居民”的賬戶資料，否則這將被視為“不合作”。“肥貓”或無處藏身，美國綠卡持有者中有人因此放棄綠卡。美國的這種行動不是個案。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也在跟進。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15項行動計劃已全面出爐，這是國際稅收聯(lián)合行動的重要一步。

2017年5月9日，為了履行《多邊稅收征管互助公約》和《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多邊主管當局間協(xié)議》，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和“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yè)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聯(lián)合發(fā)布《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辦法》。這不僅有利于改進涉外稅收征管水平，有助于反洗錢工作的開展，而且是有利于金融風險防范的。

與此同時，中國的金融監(jiān)管制度也在得到更好地執(zhí)行。惡意進行跨境資產轉移，與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要求是相悖的。嚴重者甚至會加劇金融風險，損害國家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惡意轉移資產，是在讓能夠帶來金融風險的灰犀牛更快地出現(xiàn)，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嚴厲打擊地下錢莊、境外保單購買限制、境外投資的必要管理等等，都可以有效地遏制惡意轉移資產的行為。

中國將更加開放，這種開放是有序的開放，是在積極防范金融風險前提下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