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王曉東（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

今年的諾貝爾季節(jié)在本月三號以生理和醫(yī)學獎的宣布正式拉開序幕。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諾貝爾科學獎是三項，每項獲獎者不超過三人。

就在諾獎宣布的整整三周以前，我的博后導師戈德斯坦發(fā)表一篇文章，以繪畫藝術常見的一個畫框三個物體的表現(xiàn)方式，講述科學大獎多授予三人的道理。除了調侃性地講述西方文化對數(shù)字三的執(zhí)迷：從基督教的三位一體的圣父，圣子，圣靈；到獨立的司法，立法，和行政；甚至壘球的三振出局； 說明“三”確實是個神秘的數(shù)字。從他的文章中我們還了解到科學大獎授予三人并不是由來如此。 從諾獎起始階段的很多年多授予一人；到拉斯克獎曾經(jīng)一次給了十幾個人。最終約定俗成，科學和藝術相通，以三為框，即可突出主要內容，表現(xiàn)的故事又比較完整。聽起來還真有點道理。

其實戈德斯坦不清楚是“三”這個數(shù)字在中華文化中的意義更是比比皆是。從三皇五帝到三國演義的歷史；從佛，道，儒三種對人世間的看法；連劉備請諸葛亮出山，也一定要三顧茅廬?？磥砣@個數(shù)字特別適合人腦自然喜歡的框架。它足夠小而凸顯，而又足夠大而普適。

?大隅良典

結果今年諾獎首獎，竟然頒給了大隅良典一人。獎勵他在細胞自噬機理闡述的工作?？磥聿还苋绾螌χZ獎委員會說“三”道四，諾獎還是經(jīng)常有意外和驚喜。對大隅先生得獎，我是無意外而有驚喜。因為對大隅先生的工作和他本人，我和我們北生所的同事們都不陌生。張宏博士和杜立林博士在我們研究所的實驗室首次用線蟲和裂解酵母為模式生物系統(tǒng)研究自噬，相對于大隅團隊在啤酒酵母為模式的工作，在更復雜生物體內，分別有多個獨特的重要發(fā)現(xiàn)。同時也許和大隅先生今年得獎更有關系的是證明了大隅團隊在簡單的啤酒酵母發(fā)現(xiàn)的自噬基因和生化通路，在復雜生物中有普適性。想起幾年前北生所高紹榮和中科院動物所周琪團隊用胚胎四倍體技術證明了山中伸彌發(fā)現(xiàn)的可誘導干細胞的全能性而臨門一腳給山中踢出了個諾貝爾獎，看來諾獎是離我們越來越近了。這幾年不是擦肩而過，就是墊肩而助。去年還真來了個屠奶奶。再往前雖然遠了點，得獎者也有好幾個科大的女婿。

不過大隅先生的獲獎，把本世紀十七年以來日本獲諾獎的人數(shù)提高到了十七位。僅次于美國?？紤]到日本人口是美國三分之一，又沒有全世界科技精英移民，這個事實在國人吃著包子，看著抗日神劇，和喜談科大女生如何旺夫之時，確實有點讓人細思極恐。盡管一個半公開的小秘密是我們在國內獲諾獎者和我們的兩院院士比起來待遇恐怕差很多，但你問我們的科技領導在引進人才時要諾獎得主還是要院士，我想領導們多數(shù)還是會先引進諾貝爾獎得主的。

其實幾年前大隅先生六十五歲在日本到齡退休后，鑒于科研事業(yè)依然活躍，曾考慮過到中國建實驗室。此事如成不光是對所在單位的科研水平提高是個促進，尤其是對年輕人有傳幫帶的作用，也會是他所聯(lián)系單位的第一個諾獎。不過他獲獎的工作基礎畢竟多年前已打下，引進他主要還是象征意義。最后沒成，也不必太遺憾。我們真正要思考的是：我們如何建設能產(chǎn)生諾獎工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而使十年后我們也有不少科學家在十月初期盼的自然睡不著覺？

答案其實就在面前。還是要回到數(shù)字“三”。

因為能獲諾獎的工作，不外乎含有三個要素：創(chuàng)造性，真實性，和影響力。英文就是：creativity，validity，and impact。這三味藥如何組成獲諾獎的秘方，還要容我細細道來。

創(chuàng)造性就是這個工作和已有的知識比，有多高的跳躍，有多么地與眾不同。這里主要包括新穎性和難度。我們科學大眾看到這種工作的反應就是：“他／她是怎么想到的和怎么做到的”的感嘆。比如說山中先生用四個因子把成體皮膚成纖維細胞誘導成干細胞和大隅先生在發(fā)現(xiàn)啤酒酵母中的蛋白降解突變體后由此推出可用此突變的酵母去做遺傳篩選來研究自噬。但如何才能做出有創(chuàng)作性的工作從其定義上講就是無解的。我看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來源也是三個：傻，碰，和熬。只有傻到一定程度才能把一生的成功依賴以碰，和一時碰不著也要熬著等機會碰。既然如此，我們從機制上要把科研資源給多一點人而不是集中在幾個大佬。同時要給科學家自由。你把他／她做什么，如何做都限制住，也就自然扼殺了科學家的創(chuàng)造性。要我說我們的工作離項目指南越近，離諾貝爾獎也就越遠。從這一點來講，最好的科學和藝術有共通之處。所以科學大獎獎勵最原創(chuàng)的工作，很有它的道理。因為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家和藝術家，都是經(jīng)歷過不為人道的痛苦過程。而且越有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就越會被質疑，被嘲笑，甚至由于距離被大眾認可的遙遠而被遺忘。至今思梵高，賣畫一生無人挑……

然而科學畢竟不同于藝術。那就是于科學的發(fā)現(xiàn)必須是真實的。是可以被其他科學家重復，驗證，和理解的。在真實性被驗證之前，理論只能叫假說，發(fā)現(xiàn)只能叫觀察。而論文，即使是發(fā)表在CNS上，也只能說是被2-3個同行認可的廣告。所以說科學家應該是苛刻的，尤其是對自己。而我們人性的弱點，經(jīng)常是對別人多苛刻，對自己多寬容。所以一個健康的科學文化環(huán)境，是一個容忍批評的文化。聞過則喜，對一位科學家來講，沒有比此更重要的素質了。

任何一個重要的科學發(fā)現(xiàn)，最終還要落在影響力上。這里有對同行和大眾的影響。諾獎少有例外，或者為同行的工作打了基礎，或者造福了大眾。這是為什么技術突破多獲獎。因為技術突破推動了業(yè)界同行很多人的工作。科學大獎畢竟是同行評的。技術突破對同行影響最大，則自然易被認可。歷史上克隆技術，定點突變技術，基因打靶技術，RNA干擾技術，蛋白鑒定技術，基因測序技術和細胞熒光標記技術無一例外得了諾獎；到如今的光遺傳學技術和基因編輯技術也會在今后幾年毫無懸念地獲獎。造福大眾就是一更高的指標。從胰島素，青霉素，艾滋病毒到試管嬰兒和青蒿素，也眾望所歸到獲得了諾獎。當然從實驗室的科學發(fā)現(xiàn)，到成為大眾受益的產(chǎn)品，需要多學科的投入。而經(jīng)過漫長的路徑之后，經(jīng)常是貢獻者眾而難以挑出無爭議的三人。所以獲獎固然值得歡呼，那些為大眾獲益的無名英雄，也同樣值得我們尊重。

最后你如果問我，中國離日本式的獲諾獎還有多遠，我的回答是中國的科學目前還比較二，離三不能算遠了。